一切文化都倾向于把外国文化表现为易于掌握或以某种方式加以控制。... 这也是现代西方文化的特点。... 麦克斯·缪勒、达尔文、纪德... 所有这些人都开拓并加强了欧洲文化中的本质立场，声称欧洲人应该治人，非欧洲人应该治于人。
—— 爱德华·赛义德
在19世纪的欧洲，有关亚非澳洲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思想和争论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但在对白种人的优越性以及以白种人为中心建立的帝国主义等级制度上，欧洲人却很少存在任何异议。缪勒的比较宗教学要建构的是欧洲基督教中心宗教体系，东亚信仰在这个体系中先天就被规定处于边缘地位。缪勒的目的也许并不在于运用带有宗教同理心的分析方法，揭示基督教与东亚信仰之间的共通之处，从而透彻地了解一种陌生信仰，而在于将后者视为欧洲中心论花环上一个不起眼但又恰好方便的配饰，衬托出基督教中心的优越地位。至于这个配饰本身的材质及其构造，并不是缪勒及其比较宗教学所关心的对象，更不是19世纪的欧洲所关心的对象。东方学者或者中国学者如理雅格等所处的孤独与充满失败主义色彩的环境其源头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