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既然“妄想性隐喻”只是王天佑对“父之名”被“除权”导致的精神病所采取的可以通过其行为公开表达出来的补偿措施，那么在其无意识领域内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样不能被他人直接观察到的变化呢？
首先让我们来试着复原王天佑幼年时期曾经的心理变化历程。在其初生后六至十八个月内的“镜像阶段”，曾经将母亲放置在想象域的“小他者”位置上作为欲望对象，此阶段完成了主体性的想象异化。在其三至六岁的“俄狄浦斯期”开始后，随着主体逐渐进入符号界，父亲作为竞争者介入，打破了王天佑想象中的母婴二元关系，以“父之名”否定了他成为母亲欲望的企图。而王天佑由于惧怕接受Castration，于是接受了父法而不在视父亲为竞争者，也不再谋求成为母亲的欲望对象，而是转而认同父亲。
此过程中王天佑作为主体应该经历两次异化，第一次异化即所谓对“父法”的习得，从而避免通过妄想建立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主观世界。这次异化发生的时间上限应该在“俄狄浦斯期”结束前，从故事的时间线来看他应该已经完成了这此异化，也就拥有了相较于同龄人基本正常的对日常周遭事物的判断。
不过王天佑还应该经历第二次异化，也即与母体的完全分离，内化“大他者”的辞说，接受以语言的方式命名自己的欲望和缺失，譬如说“父亲”和“事业”等，打开一个进入自身主体位置的符号空间。不过基于这个故事的背景介绍，第二次异化的进程被打断了，父亲在孩子年龄还不大的阶段就逐渐淡出了家庭，这导致王天佑不得不面对一个“全能”的母亲，无所不能、予取予求的照料者。这样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最终“断奶”实现形式上的与母体分离，潜意识中仍然停留在认同母亲欲望的现实对象之上，更多地认同“母亲大他者”而非“父亲大他者”欲望着的现实对象，也即更多地认同“Phallus”，而非“父法”本应为其规划的事业、学业等等。
由于这种欠缺，王天佑在潜意识中也将同样将自身整体视为一个“Phallus”，用来满足“母亲大他者”的欲望，却无法真正获得一个“Phallus”在符号世界中本应有的意义。王天佑在潜意识中，始终幻想着将自己当做一个“Phallus”献祭给“母亲大他者”，以填补这个“大他者”与生俱来的缺失。当王天佑基于妄想而做出的暴露自己就是一个“Phallus”的行为，例如告白信被林世豪朗读的时候，激起了校花王瑄妤表面上的不以为然，实则内心的恐惧和排斥。而王天佑表面上被激怒了，实则感受到了王瑄妤的恐慌以及由于那种先天性“缺失”而导致的焦虑，印证了他把自己当做“Phallus”让所有“母亲大他者”能够享乐的信念和成就感，也就促使着他试图通过与林世豪冲突来释放自己的荷尔蒙，更是后来他终于下决心采取行动去探究徐家的所谓秘密。
由于王天佑家庭结构的缺陷导致了其在潜意识中的这种“倒错”性定位，使其将自己定义为一个“Phallus”，却无法成为一个拥有“Phallus”的主体。而他的母亲在潜意识内将儿子当做了其欲望的享乐工具，而非让其成为一个接受“父法”的Castration而获得父性法则的拥有“Phallus”的主体，使其无法获得来自父亲的“Phallus”原乐。
当然需要澄清一点，王天佑的“倒错”或者“癔症性疯癫”发生在父亲渐渐淡出家庭后，与父亲完全缺席下的精神病主体仍有区别。同时，他后来也不断做出努力希望争取父亲回家填补“父位”的空缺并最终得偿所愿，也使得这种“倒错”得到相当程度的治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