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八六：力与巧

问：“孟子‘巧力圣智’之说，朱子云‘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何如？”

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实非两事。巧亦只在用力处，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马箭，一能远箭；他射得到，俱谓之力，中处俱可谓之巧。但步不能马，马不能远，各有所长，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处。孔子则三者皆长。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极；清，只到得伯夷而极；任，只到得伊尹而极。何曾加得些子？若谓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则其力反过孔子了。巧力只是发明圣知之义，若识得圣知本体是何物，便自了然。”

《孟子·万章下》中，孟子曾就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四人作过具体评价。他指出：“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也，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孔子作为圣人之中的集大成者，善始是智，善终是圣；善始靠智，善终靠圣。如果用射箭来比喻的话，箭所及处靠力，箭能中靶靠的便不仅仅是力了。能算得上圣的，不管是“圣之清者”“圣之任者”“圣之和者”还是“圣之时者”，一旦到了“圣”的程度，便如同百步之外将箭射到靶子上的射手一般，所依凭的不仅仅是“力”了。

孔子以“好学”著称，他曾对众人讲，在一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偏远小村庄，也会有在“忠信”方面与自己相仿的人，所不同的是，没有人在“好学”方面超过自己的。他总结自己的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好学”著称的孔子作为“圣之时者”，显然也是一种必然，是他广泛、潜心向众人学习的结果。王阳明讲得比较保守，孔子向柳下惠学习，最多达到柳下惠所能达到的“和”的程度；向伯夷学习，最多达到伯夷所能达到的“清”的程度；向伊尹学习，最多达到伊尹所能达到的“任”的程度。实际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孔子之圣不以“和”“清”“任”著称，也就是说柳下惠、伯夷、伊尹在圣之“和”“清”“任”的程度上，都是明显优于孔子的。然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孔子向众人学习，集众人之大成，成为了不起的“圣之时者”。

钱德洪问：“对于孟子‘巧力圣智’的说法，朱熹认为是讲‘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力有余而巧不足’，这种说法怎么样？”

阳明先生说：“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个人在做人上固然有力的一面，却也有巧的一面，巧与力并不是完全割裂的两件事。巧也必然体现在力之所在，用力而不用巧，也只是徒然消耗力量罢了。用射箭来形容三个人的话，他们有的擅长在奔跑走动中射箭，有的擅长在马背上骑行时射箭，有的擅长射远距离的目标；射出的箭能够得到目标是因为力的缘故，能够命中目标则已经不仅仅是力所能及的了。只不过擅长奔跑走动中射箭的不擅长在马背上骑射，擅长在马背上骑射的不擅长射远距离的目标，他们各有所长，只是每个人的才力分限有所不同罢了。孔子则兼具三个人的长处。然而孔子的‘和’，只能勉强到得柳下惠的程度极限；‘清’，只能勉强到得伯夷的程度极限；‘任’，只能勉强到得伊尹的程度极限，哪里还能再增添半分？如果说‘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那么便是说他们的力反而超过孔子了。巧和力只是为了说明‘圣’和‘知’的本质，如果能够明了‘圣’和‘知’的本质，对之自然能了然于胸。”

人与人之间，有着太多的不同。即便是在“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上，虽然方向都是区别于禽兽而无限趋近于圣贤，因为人与人之间各个不同的缘故，也会有不同的具体呈现。柳下惠之“和”，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时”，虽都终为圣贤，却也各有各的精彩。

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成为谁？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孔子那样“好学”，都可以在“致良知”的路上穷尽自己的“力”，甚至都可以在“致”自己的“良知”时，时时将“箭”射在“靶子”上。“巧力圣智”哪里是什么“巧力圣智”，分明就是对“致良知”的笃信与专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