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诗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正变美刺”和两汉乐府民歌以及“建安风骨”的高度写实主义精神。
中华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但究其核心价值则在于它的人本主义，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主张维护群体利益，它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和关怀。
自西汉武帝时期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便成为古代学术的主要内容，在历史发展进入到宋代以后，儒生对于儒学经典的解释越来越脱离其原有的章句训诂，开始转变为重视对于义理的讨论，其主要的人物，如张载、邵雍、程颢、程颐和朱熹，他们无一不以恢复儒道为己仁，
二、马诗构建了后代文学发展中的自然率真诗风
真切生动，是马诗的一大特色，也是极为可贵的诗品。其诗情感真挚，崇尚情感的自然流露，对以后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兴起的自然率真之风起到了极大影响作用。
宋代文学的文人书斋气相当浓厚，其诗风由外向流露型转为内向思辨型，到了南宋中后期，随着理学官方化的逐步深入，其整个文学风气变得愈发愈趋近于说理教育，如朱熹的《劝学诗》：“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诗本是趣味性情的产物，说到底，只能凭一颗文心去感悟之，关于朱熹的这一首诗，迥异于唐诗的工巧之美，意象之传神，味道实在是由浓而变淡，由宽而变窄，由深而变浅，其说理教育的氛围大大增加，单从诗歌艺术的表现力上看，它实在是不如唐诗般的丰富多彩，色调精致，又如南宋文人夏元鼎之《绝句》：“崆峒访道至湖湘，万卷诗书看转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此类的说理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在后两句道破作者所体悟出来的道理，前两句往往都是铺垫，是作者悟出道理的引发因素。南宋诗评家严羽在其著作《沧浪诗话》中写道：“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其中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三句话可谓是说尽宋人诗风之通病，在严羽看来，真正的诗歌应该是要“一唱三叹之音”，所以他特别推崇唐人作诗，他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诗歌重在意境超脱。
马廷鸾生活在南宋末年，他性格嫉恶如仇，热爱祖国，在其故国南宋沦丧之后，他隐居山林，悠闲度日，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意境深远、情趣高雅、意象典型的诗作，如《次韵周公瑾见寄》、《用清秋鹤发翁韵赋小书招洁堂》、《冬至》、《山中梅花》等，其风格一洗宋诗“千篇一律”的说理风气，笔法多端、摇曳多姿，马廷鸾的律诗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
自南宋亡后，元一代，诗风朴素自然，自明入清之后，马诗的真朴、自然，意境深远的特色越来越受到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