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里记录了韩国相国申不害的一段故事。当时申不害已经颇有政绩，有一次他想让韩昭侯给自己堂兄封个官，没想到韩昭侯一点面子都没给，申不害当场就露出了不满。
韩昭侯察觉到他的不满，解释道：“您之前教过我治国之道。要是我照您说的做，就只能拒绝您这个请求；要是我答应了，那就违背了您教的治国道理。您说过要按功劳大小来奖赏，可您堂兄没啥功劳，我怎么给他封官呢？”
听了这番话，申不害立刻严肃起来，赶紧向韩昭侯赔罪。看来韩昭侯是真把申不害的思想学明白了。
《资治通鉴》还讲了韩昭侯的另一件事儿。韩昭侯有条破裤子，让人收起来留着。有人就提意见说：“君主您也太抠啦，就这么条破裤子，赏给下人多好，留着干啥呀。”韩昭侯回应道：“我听说贤明的君主连自己的一个表情、一个笑容都不会随便露。这裤子虽说破了，可总比表情和笑容值钱吧。谁要是做出了配得上这条裤子的业绩，我才会赏给他。”
这事儿体现了当时管理学的精髓。站在国君的角度，很容易赏罚没个准头。心情好的时候，大手一挥就随便赏赐；心情不好的时候，因为一点小事就重罚别人。
法家认为，赏和罚是管理的两大激励手段，没了赏罚就没法管理。所以，要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赏罚的标准和执行都得格外谨慎。国君可不能让自己的情绪影响赏罚的决定。一条破裤子虽然不值钱，但要是无缘无故赏给某个下人，大家对赏罚的期待可就被打破了。赏罚得标准明确、恰到好处，还得及时兑现。君主只要做到这三点，法家肯定认可。不光申不害会认可，公孙鞅要是知道了，也肯定会点头。
可同样站在法家的立场，为啥申不害没能带领韩国像秦国那样富国强兵呢？申不害和公孙鞅的路线到底差别在哪？韩非子在《定法》这篇文章里，用问答的形式探讨了申不害和公孙鞅的相同点与不同点。第一个问题是：申不害和公孙鞅的思想主张，哪个才是国家最需要的？答案是两者都重要。就像在冰天雪地里又冷又饿的人，没衣服会冻死，没食物会饿死，很难说衣服和食物哪个更急需，但可以肯定的是，少了哪个都不行。
申不害讲究“术”，公孙鞅注重“法”。“术”就是根据能力给人安排职位，按照名分来考核实际业绩，君主掌握生杀大权，根据大臣们的表现进行赏罚，这是君主的管理办法。“法”就是官府把法令公开，让刑罚深入人心，大家都清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守法就有赏，违法就受罚，这是大臣们要遵守的准则。
要是君主不懂运用“术”，朝堂高层就容易先乱套；要是臣子不受“法”的约束，基层就会出问题。由此可见，法和术都是帝王治国不可或缺的工具，二者缺一不可。
接着说说第二个问题：为啥只有法没有术，或者只有术没有法都行不通呢？这得从韩国国情说起。韩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晋国的旧法还没废除，韩国又颁布了新法；晋国国君的政令还没取消，韩国国君的政令又出台了。新旧法令矛盾重重，这就给了很多人钻空子的机会。申不害虽然教会了韩昭侯用“术”，却没统一法令，让那些奸邪之人有了可乘之机。这就是申不害辅佐韩国这么多年，却没能成就霸业的原因。
这里插一句，前面《资治通鉴》说申不害做韩国相国15年，这是沿用《史记》的说法；而《韩非子》里说是17年。到底哪个对呢？说不定都不对，钱穆推测是19年，这个时间很可能才是正确的。
再看看韩非对公孙鞅的评价。公孙鞅治理秦国时，实行连坐制度，赏罚分明，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这样一来，秦国人干活特别带劲，加班加点也不休息，打仗也不退缩，秦国因此变得富强。但是，光有法没有术，国君就容易被大臣忽悠，国家的好处都被大臣私吞了。秦孝公和公孙鞅死后，秦惠文王还是沿用公孙鞅定的法度，可张仪做相国的时候，就浪费秦国的国力给自己谋私利；到了秦武王时，甘茂做相国也是如此。
到了秦昭襄王时，魏冉做相国更过分，他劳师远征，越过韩国、魏国去打东边的齐国。这场仗打了五年，秦国一寸土地都没多占，他自己倒得了不少封地。
范雎做相国时，又对韩国打了八年仗，不但没给秦国带来啥好处，还给自己弄了大量封地。从那以后，秦国受重用的大臣，都跟魏冉、范雎差不多。每次打仗胜利，国家得到的好处还没大臣多，占的地大多也成了大臣的封地。这不禁让人想问：到底是谁在为谁卖命呢？
当初公孙鞅费了那么大劲整顿法治，结果他的改革成果都便宜了后来的秦国权臣。这根源就在于秦国君主不懂用“术”，被臣子的权谋给忽悠了。所以，秦国虽然实力强，努力了几十年，却一直没成就帝王之业。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要是君主用“术”，官员用“法”，这是不是就完美了呢？但韩非说，这还不行。因为申不害的“术”和公孙鞅的“法”，本身都有缺陷。
先来说说“术”的缺陷。申不害有个“治不逾官”的原则，简单讲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韩非子》里有个典型例子：韩昭侯喝醉睡着了，管帽子的侍从怕他着凉，就拿衣服给他盖上。可韩昭侯醒来后，把管帽子和管衣服的两个侍从都处罚了。
韩昭侯醒来后，管帽子的侍从因越权、管衣服的侍从因失职都被处罚。韩非觉得，“治不逾官”原则本意是让大家做好本职工作，这没错。但要是因为这个原则，大家都不敢揭发坏人坏事，那就适得其反了。君主了解天下事，靠的不是自己的耳目，而是全国人的耳目。要是臣子明知别人犯错却不敢告诉君主，那君主就只能自己去了解情况了。
再看看“法”的缺陷。公孙鞅给军功定了个标准，砍一颗人头换一级爵位，砍两颗换两级。拿到一级爵位能做年薪50石粮食的小官，拿到两级能做年薪100石粮食的小官。这就像让立了军功的人去当木匠或医生，打仗靠的是勇气武力，做木匠、医生得有专业技术。让只有勇气武力却没专业技术的人去干这些，肯定没好结果。
总体来说，韩非的想法挺周全，法制不光要把“法”和“术”结合起来，还得弥补它们的缺陷。不过，这些所谓的缺陷，可能没韩非说的那么严重。前面说了，在公孙鞅的政策里，拿到爵位的人只是多了个做官的选择，也可以不做。而且，50石或100石级别的都是小官，不一定需要多高的专业管理技术。
再说了，以公孙鞅的行事风格，他肯定会制定严格的考核标准，不是有资格就能做官的。至于申不害的“治不逾官”原则，就算会影响君主获取信息，君主肯定也有应对办法。
——出自《熊逸版资治通鉴》
历史证明，单极化的治理逻辑最终会走向自我毁灭。申不害的权术智慧成就了韩昭侯的明君形象，却让韩国困于“术强法弱”的短暂繁荣；公孙鞅的军功爵制锻造了秦国的战争机器，却为权臣专权埋下隐患。二者的命运揭示了一个永恒的治理难题：制度越精密，越需要道德与权力的制衡；权术越高明，越要警惕其对公义的侵蚀。
千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这段“术法之争”，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战国精英对治国之道的探索，更是一种文明在秩序与变革、效率与人性之间的艰难抉择。正如韩非子所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但若“法”与“术”都成了权力的附庸，历史的车轮终将驶向制度的悬崖。这一警示，至今仍在现代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中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