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辩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如星宿之海，万源从出；如钻燧之火，无外不发；如肥土沃壤，时雨一过，夭矫百物，随类而兴，生意各别，而不具足。
以上这段材料来自于清代诗论家叶燮的《原诗》，这一段对诗歌的论述提出了一个胸襟的问题。胸襟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诗人的主体意识、历史感与使命感。诗人面对历史。要像耶稣一样，感遇宣称“我是全世界的王！”我们来看杜甫的一首七言歌行：
叶燮评论说：时杜甫年才三十馀，当开宝盛时，使令人为此，必铺陈颺颂，藻丽雕缋，无不所及；身在少年场中，功名事业，来日未苦短也，何有乎身世之感？乃甫此诗，前半即景时无多排场，忽转“年年醉人”一段，悲白发、荷皇天，而终之以“独立苍茫”，此胸襟之所寄托何如也！
弘一法师曾写给朋友许霏（金石家）的一封信中曾记录有一言“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据《新唐书》记载，初唐四杰王杨卢骆皆有文名，有一个叫李敬玄的人向裴行俭推荐，裴行俭认为：“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才而浮躁炫露，岂享爵禄者哉。炯颇沉默，可至令长，馀皆不得其死。”在中国这样一个信奉儒家集体主义的国度，最可拍的就是“露才扬己”，你只有“夹起尾巴做人”，才能获得升迁。裴行俭所批评王勃等人“有才而浮躁炫露”恰恰是是他们之所以成为诗人的东西。这里所说的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指的就是一个人必须先在人格上演进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才可能写出好诗。只有那些真正从哲学的高度去理解这个社会的现代知识分子，才可能是这个时代的吟咏者。
读诗读史方能明了词句中意，
学文学志才可悟得先人所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