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4日，捷克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伊凡·克里玛在家中与世长辞，享年94岁。
好巧不巧，10月2日刚买了他的自传《我的疯狂世纪》（第一部）。
伊凡·克里玛、瓦茨拉夫·哈维尔和米兰·昆德拉被西方评论界推崇为二十世纪捷克文学“三驾马车”。我一直想去捷克看看，就因为她是卡夫卡、哈维尔、克里玛、昆德拉的国度。本来报了6月的团，因为老爸住院，只好退团。最近这两个月，有好几个朋友去了东欧旅游（包括捷克），好羡慕。
很早就知道米兰·昆德拉，看过他的不少书，《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玩笑》《可笑的爱情》等等。
近些年才知道克里玛，是在一篇文章里，写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在场与流亡”的争论。
1968年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随后，昆德拉的作品被禁，他1975年流亡法国，而哈维尔、克里玛则一直在本国坚持。
昆德拉到法国后用法语写作，他在国际上赢得巨大声誉的作品都是法语作品，而这招致了捷克文学界和读者的非议。当昆德拉获得世界声誉的时候，捷克文化人正处于困苦斗争之中。在苏军坦克扶植下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文化严加管控，文化人的很多作品不能出版（克里玛的作品被禁止出版近20年），他们的自由、教授的职务、时间和舒适的生活都牺牲了，甚至有牢狱之灾，而昆德拉身处所有这些之外。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昆德拉在世界上享有巨大声誉，而在自己的国家却相对遇冷的原因。
哈维尔倡导人人凭自己良心说真话，做实事。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哈维尔说，“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认为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这段话也是哈维尔对昆德拉的间接回复。昆德拉曾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徒劳无益，但历史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价值。
哈维尔和克里玛因其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始终在场”而备受捷克读者的热爱，被捷克读者视为二十世纪90年代捷克文学最杰出的代表。
克里玛的书已看过四本，《我的疯狂世纪》目前在读。
《布拉格精神》是克里玛的评论集，是我初次接触克里玛。这本书收录了他当年无法在捷克国内发表的文章和90年代在国际文学会议上的演讲。文集有19篇文章，分为五部分内容，包括幼年在集中营的生活、对捷克历史上几个重要转折点的评论、1968年和1989年前后社会环境与思想上的变化等等，被认为是一本论及威权与民主的思想杰作。
克里玛的童年与众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死亡成批成批的出现，每天早晨都会看到长长的名单。
1941年，10岁的克里玛和父母一道被关进泰雷津集中营 。直到1945年苏军解放布拉格，短短四年间，泰雷津集中营关押过的15万犹太人和“异己分子”，恶劣的生存条件导致35000多人病死，其余的大多被中转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惨遭屠戮，仅450多人存活，其中15000儿童仅有百余人幸存，他童年的小伙伴全部罹难 。
克里玛说，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存的渴望，就会在心里建起一道墙，把最深的感情藏在墙后面。“当你还是一个孩子时，你就建起了这种内在的墙，在其余的岁月里你将花大力气去推到它。但问题是，你能否将它彻底摧垮？”
克里玛经历了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被纳粹德国占领、1945年被苏联解放、随后的社会主义阶段、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再被苏联占领、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等众多大事件，事件起伏跌宕，但主流是被压抑，所以他说“对布拉格的精神和面貌最具影响力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是生活的奴役，是许多耻辱的失败和野蛮的军事占领。”
花城出版社曾经推出过《蓝色东欧》丛书，克里玛的长篇小说《等待黑暗，等待光明》是其中的一部。
这是我看过的克里玛的第二本书。
小说故事的背景选在“东欧剧变”的1989年前后，情节围绕电视台摄影师巴维尔的生活来展开，写他在历史事件影响下的命运。表面上，巴维尔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生活一团糟，不停地喝酒、找情人，连个家也没有。但他其实不甘平庸、不想当工具。他有理想，却无法自由表达自我，也就无法实现理想抱负，只能记录政府希望记录的内容。这种压抑，让他得过且过甚至自暴自弃。
1968年“布拉格之春”，到1989年这20年间，捷克斯洛伐克表面上还算平静，没有暴力镇压、物质也没有的极度匮乏，但深刻的烙印还是打在了人们心里和道德层面上：大家极度不满由苏联坦克扶植的政权，可要想过下去，就要屈服于当局，屈服，又觉得羞耻。这种道德困境，导致了大家彼此不信任，人们变得孤独了。巴维尔就是如此，他给总统当过摄影师，于是被邀请参加一些高端聚会，但他很不喜欢这种聚会，也不想认识聚会上的任何人。
在压抑下，人们绝望，终于走上街头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也做好了等待黑暗的降临的准备。但黑暗并没有来，政局平缓过度了，于是巴维尔又开始等待光明。他辞去了电视台的工作，和同事开办广告公司为生，可他又觉得这也不是自己想要的事业。
当人们不再纠结于过去，而去迎接全新的开始时，巴维尔依然孤独，还多了份迷惘。
克里玛笔下的巴维尔，通过与不同女性的交往，既释放压抑，还释放政权过渡后的迷惘与困惑。书里，老年痴呆的高龄母亲一直伴随着巴维尔。母亲去世后，巴维尔对活着的意义也迷茫了：“活了太久的人，只有还能感受到活着的意义，才称得上真正活着。人的有生之年可以变短，却无法变长。活着，呼吸并不是最重要的。”他的话成了至理名言。
巴维尔代表了在苏联坦克高压下深受伤害的那一代捷克人。屈服于高压，就有了羞耻感；彼此之间不信任，就有了孤独感；对社会对未来迷茫，就不知该做什么。这种伤害之深，要靠时间去抚平，可能是五年、十年的洗涤，也可能是三五十年的打磨。
去年看了两本：长篇小说《被审判的法官》和短篇小说集《一日情人》。
《被审判的法官》中的主人公是个法官，叫阿丹姆，故事从他不得已接手了一件混乱的案子讲起，而他本人的生活就像案情一样混乱。究竟谁才是有资格审判别人的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
《一日情人》是《蓝色东欧》丛书第二辑里的一本，收录了12个爱情短篇，都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为背景，小说里的情人们在一夜或一日间偶然相逢，通过错乱的情欲表达，宣泄出现实中的精神压抑，让读者去慢慢品味背后的荒谬。小说里的男主人公总在尝试建立感情联系、实现爱情理想，但结局都成了虚幻。
克里玛的小说继承了卡夫卡的主题：生活遭到侵犯而无力反抗，即使躲进情爱中也不行。克里玛对个人及公民的道德责任感极为看重，他把文学看成是捍卫生活和理想的手段，在特殊的表达中让读者感受人物的命运。
克里玛一生著作颇丰，包括戏剧、小说和回忆录，多达40多部，我所阅读的仅为九牛一毛。
（文中少部分内容曾在“简书”平台首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