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D426:忠臣侍奉君王,应请求君王去做困难的事,那么,容易的事,用不着大费力气便可以纠正

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426《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二十八卷-01

正确的废话

汉元帝立王政君为皇后,赐封皇后的父亲王禁为阳平侯。

元帝颁布诏令:把三辅、太常(宗庙)、各郡、各封国的公田及皇家苑囿(you)可以节省的物资,救济贫民,帮助就业。资财不满一千钱的,给予或借给他们种子或粮食。

元帝赐封外祖父已故平恩侯许广汉的同胞弟弟的儿子,中常侍许嘉,继承平恩侯的爵号。

因民间传染病流行,元帝命令俭省菜饭,裁减乐府人员,削减皇家马匹,用以救济难民。

函谷关以东十一个郡与封国大水成灾,发生饥荒,有的地方出现人吃人惨景。朝廷转运邻近地区的钱和粮食救灾。

元帝一向听说琅琊王吉、贡禹都精通儒家经典,品行廉洁。便派遣使节征召二人到京师长安。

王吉在途中病逝。贡禹到达之后,被任命为谏大夫。

元帝屡次虚心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贡禹说:“古代君王节约简朴,只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没有其他的赋税和徭役,所以家家户户都过着富足的生活。

高祖、孝文帝、孝景帝,宫女不过十余人,御马百余匹。但是后世争着追求奢侈,日益严重。臣属也逐渐仿效。

我愚昧地认为:像远古一样当然困难,但也应稍稍仿效古代,实行节俭。

现在宫殿已经落成,无可奈何了。其余的开支,可以尽量减少。过去设立在齐郡的皇家织造厂,每年为皇室制作的高级丝织服装,不过十只竹箱。

而今,这三家织造厂,工人各有数千人,一年耗资数以亿计。而皇家饲养的御马,已将近一万匹。

武帝时,又广泛征集美女数千人,用来充实后宫到他去世,陪葬的金钱、财物鸟兽、鱼鳖总共一百九十种。

所有的宫女都被送到陵园,看守陵墓。到宣帝安葬时,陛下不能提出任何减省的意见,臣子们也援照先例,太令人痛惜了!

这种风气影响全国,娶妻纳妾,大大超过正常限度。诸侯王的妻妾有的多到数百人,豪强官吏以及富民,有的拥有歌女达数十人。闺房内多有怨女,单身汉随之增多。

庶民百姓丧葬时都用尽钱财珍宝,将大量随葬品埋于地下。这一过失,来自天子,全是大臣们援例厚葬的结果。

我建议陛下,深入考察古代的道理,遵从节约的方法,大大减少御用的车子、衣服、器物的开支。三分减去二分。选择后宫贤德的美女,只留下二十人,其余都送回各自的家。

凡看守陵园没有生育的女子,应都遣散。御马不超过十匹,只留长安城南苑地,作为打猎场所。

因为天下正值饥馑荒年,难道不可以大大缩小支出,用来拯救困苦的人民,以称天意吗!”

元帝赞成,采纳了贡禹的建议。

臣司马光曰:忠臣侍奉君王,应请求君王去做困难的事,那么,容易的事,用不着大费力气便可以纠正【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

只要君王能弥补自己的短缺,那么他的长处不必劝勉就自然可以发扬【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

元帝刚刚即位,向贡禹虚心请教,贡禹应该把急事放在首要位置,把缓事摆在第二位。优柔寡断,邪恶之辈掌权,是当时的大患。而贡禹不在这方面发言。

谦恭谨慎、节约俭朴是元帝本来所具有的品质。贡禹却煞费苦心提出建议,这是为什么?

假如他的智慧连这些都不知道,怎么可称贤能!假如他知道而不肯说,罪就更大了。


感思:汉元帝即位之初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展现了一位试图体恤民艰的君主形象:减免赋税、裁撤冗费、赈济灾民、征召贤士。

这种“悲天悯人”的基调本可成为中兴之始。

但当儒家学者贡禹进谏时,却上演了一场令人深思的“错位对话”:皇帝期待治国良方,得到的却是无关痛痒的节俭倡议。

司马光的犀利批评直指要害,揭示出古代官僚体系中“安全建言”的政治生存智慧。

贡禹的建言聚焦于宫廷节俭:缩减织造厂、裁减宫女、减少御马、改革丧葬。具有三个显著特征:

道德正确性:节俭是历代明君的标配美德,反对者易被贴上“奸佞”标签;

低执行风险:不触动权力结构,仅要求皇帝削减个人享受;

象征性治理:通过仪式性节俭营造仁政形象,无涉根本制度。

这种建言本质上是“政治安全牌”,既满足进谏的职责要求,又避免触及外戚专权(如许、王家族)、宦官势力等真正威胁皇权的痼疾。

对于初入中央的贡禹而言,选择“节俭”这个无争议议题,是地方官员对朝堂险恶环境的本能防御。

司马光的批评超越了具体历史情境,直指古今通用的官僚生存法则,用正确的废话替代真问题。

贡禹的建言折射出组织中的普遍现象:新进者往往选择“安全议题”建立信任,而非直言弊政

现代企业中,新高管也常从“成本控制”等非敏感领域入手,而非直接挑战既有利益格局。

贡禹后来虽官至御史大夫,但史册未载其有更深刻的改革。这暗示在权力场域中,初始的“安全策略”往往会固化为行为模式。

真正的贤者应当如司马光所言:在皇帝擅长处沉默,在皇帝畏惧处发声

当所有建言都变成"正确的废话",制度就会在精致的道德表演中失去革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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