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涛》一书中，抛去一系列关于消费，市场和意识形态上的研究。西方学者乔讯对对于中国遗民现象的解读十分有趣，而这种标记兼具种族与政治意义，也体现在石涛等清初遗民的绘画中。遗民情结在具有政治暗喻意义的肖像画及山水画空间中都有所呈现。
一般来说，国内的历史认识中（也是我们所认为的历史），遗民是当之无愧的道德英雄，在中国受到“异族”统治的情况下，他们拒绝与当权者合作，拒绝穿着满族服饰，拒接剃头。许多人因为不愿剃发留辫而出家甚至自杀明志。在汉族文人的强大话语权的传统下，遗民几乎与高洁除尘划等号，而那些苟延残喘的文人——以入清任官者为代表，则无疑会遭人唾弃。身为宋代宗室的赵孟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前朝遗族的他入元为官后，无论艺术造诣多高，依旧是文人眼中上不得台面之人。但这一切都是以当时的儒家传统道德为衡量标准。
显然，西方学者跳脱出儒家文化背景和文人圈层，对于朝代倾覆下中国文人的反应感到十分惊奇，毕竟西方并没有科举制，因而也就缺少文人阶级所制造的道德标准束缚。
乔讯认为不管是选择忠于明朝，还是与清朝合作这两个极端的哪一个，都符合已建立的历史模式，也都指向一种潜藏的仪式性责任。
他将明王朝的倾覆看做汉族王朝的死亡，因而也就需要一个民族性的葬礼仪式。明遗民一系列自杀、装疯、拒言、出家、归隐的反抗也被看作丧仪的典范。以失败或注定失败的抵抗为背景，遗民背起哀悼的责任。在这种丧礼解读的模式下，当然也不能单纯地将清朝合作的文人看着新政权的投机者，实际上这些人也有自己的道德意图。他们将重建太平的重要性置于效忠死去王朝之前，他们对政治主体以国家而非朝代来定义。因此，他们可以缩短所谓的“哀悼”时间。并且以自身名誉作为牺牲对死去王朝的象征性祭奠，因此，相对于遗民，他们只是选择了承担自愿的奴役来换取天下太平，而非沉浸于自己的悲伤中为死去的王朝陪葬。从这样的标准衡量，似乎和清政府合作的文人更加富有牺牲精神。
因此，乔讯并没有将与清朝合作看做对明朝的背叛，而是看做和遗民行为对等的选择，是文人对于朝代兴替反应展现的不同时间感。这样的观点对于长期以来收到传统儒家道德钳制的史观无疑是一种解放。因为，无论是否与清政府合作，经历过政权交接的人都可以称之为遗民，他们将自己置于时间上的断裂状态，从而处在暂停的朝代状态，居住在一个过渡期中，永远封闭在两个朝代之间。
在读完柯律格的《长物》一书后，可以更直观的了解到乔讯对明末社会关系以及现代性的认识源头，他重新构建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物质观念，其中也包括对中国特有的文人群体其道德资本的洞见。在晚明，一个商业发达，物质丰富的时代，道德也成为市场中的筹码，后明代的文人选择好像也不再那么非黑即白。在这一点上，乔讯和柯律格一样，试图帮助读者摆脱长期以来旧有道德建构，以新的标准将这段历史陌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