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老重庆人的故事
文/罗文烈
一碗回锅肉
那个年月，傍晚可是巷子里最热闹的时候。
这条巷子，在新华日报旧址旁边，当时名叫韦家院坝。
小巷里弯弯曲曲的，不时有几节十几节台阶。巷内房屋的外墙斑斑驳驳，墙角能看到绿黑相间、潮湿的苔藓。重庆的小巷，大都是这个样子。
临到傍晚，下班的、放学的、挑担的、拉板车的......住在巷子里的，都回家吃晚饭。巷子里，人群川流不息。
那是困难时期，家家吃饭，都在屋内。临街的也是如此。偶尔，看见一位大姐端着碗，倚在门槛上，嘴里咬着筷子，眼睛无精打彩地朝外望。有时，一两个小娃娃，捧着和身体不成比例的大碗，窜出门外，但很快屋里就传出喝斥声，小娃娃立刻返身折回屋里。
我家那时就住在这条巷里。中午放学后，就在附近伙食团，吃“罐罐饭”；晚上才回到家里吃晚饭。平时在家吃饭的，只有妈妈、姐姐、我和弟弟。
每次晚饭时，桌上只要有一点油晕，我和弟弟都迫不及待。60年代初，我和弟弟都很小，我们在饭桌上的活跃，总是遭到姐姐的阻挠。她是要我们让着妈妈，让妈妈多吃一点。姐姐在妈妈面前，不动声色，私下却悄悄地用眼色暗示我们。
有一次，饭桌上放着一碗难得的回锅肉。那是姐姐单位伙食团，凭票供应的。姐姐一口未吃端回家里。吃饭时，大概我对肉片太专注、动筷太频繁？姐姐在我脚上踩了我一下，我哇一声哭了。
妈妈莫名其妙望着我，问怎么回事？
我把筷子拍在碗上，指着姐姐：“她踩我！我一夹肉，她就踩我！”
妈妈明白了，也放下了筷子。叹一口气，半天没言语。过了一会，才缓缓对姐姐说：“你在干啥？唉，让他们吃，让他们吃。”
后来年景有了好转，饭桌上才慢慢有了变化。
临街的人家，傍晚，晚饭也逐步由屋内转向屋外了。或者干脆把小饭桌摆到门口。
这些人家放在桌上的，是几瓶老山城啤酒、还有油辣子拌的凉菜。红油漫在盘子里，发出诱人的香味。
当然，也时常看见这些小桌上，有一盘回锅肉。
小搪瓷盅
重庆人都知道，有个大坪医院。妈妈就是在这个医院动的手术。这个医院，当时叫“大坪陆军医院”。
但是，已无治。医生走出手术室，对家里人说，晚了。并说，这种病，病人曾长期疼痛难忍。你们怎么早没发现？早发现，可早治疗啊！
但在之前，家里人谁也没察觉。
当时是困难时期。妈妈有病，自己忍着，不给家人说。
后来，家人们为此痛心，姐姐更是伤心不已。
妈妈动手术后，回到在家里，不能下床了。家里人心里明白，妈妈已到最后时刻。就象一盏油灯，一粒火光虽然在挣扎着跳跃，但灯油已经快耗尽了。全家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定量供应的肉票，省下来，尽量用在她身上，竭力为她提供一点营养，让她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更长一些。
这些事，都是哥哥姐姐们在操心。他们比我大十几岁，在上班，是我心目中的大人。而我还刚上小学，很多事情，还懵懵懂懂的。
这一天，是我的生日。在小学生的心目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放学回家后，我扔下书包，趴在妈妈床边，悄悄把这个重要的事情告诉她：
“妈妈，记得吧？今天是我的生日！”
妈妈点点头，在我头上抚摸了一会，说了几句可心的话，然后，趁周围无人，赶紧从枕头边摸出一个小搪瓷盅，塞到我的手上：
“拿去，快吃吧！别让你哥哥姐姐他们看见了！”
打开小搪瓷盅，我眼睛一亮！里面，是几小块排骨，和一些卤肉片。这是哥哥姐姐们一大早，在“陆稿荐”排长队，给妈妈买来的。家人千方百计为她提供一点肉食，她却悄悄省下来了。
妈妈没有忘记我的生日。她早就把情意放进了小搪瓷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