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简称《衡方碑》，立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是衡方的门生朱登等为其所立的颂德碑。碑高2.40米，宽1.1米，厚0.25米。碑阳隶书23行，满行36字，共815字，字径4厘米;以文词温润、字体浑古著称于世。此碑碑阴原有字，据《翟氏隶篇》记载，可辨者23行71字。

【原文】

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

府君讳方，字兴祖。肇先盖尧之苗，本姓伊氏，则有伊尹，在殷之世，号称阿衡，因而氏焉。土，家于平陆。君之烈祖，少以儒术，安贫乐道。履该颜原，兼修季由，闻斯行诸，砥仁疠，土，阶夷愍之贡，经常伯之寮，位左冯翊，先帝所尊，垂名竹帛。考庐江太守，兄雁门太守，聿追来孝，长发其祥。诞降于君，天资纯懿，昭前之美，少以文塞，敦厖允元，长以钦明，耽诗悦书。秋，仕郡辟州，举孝廉、除郎中，即丘侯相，胶东令。遵尹铎之导，保障二城，参国起案，班叙，竱本肇末，化速邮置。州举尤异，迁会稽东部都尉，将继南仲、邵虎之勋，飞翼轸之旌，操参之，绥来王之蛮。会丧太夫人，感背人之《凯风》，悼《蓼仪》之劬劳，寝暗苫块，仍自上言，倍荣向哀。扎服祥除，徵拜议郎，右北平太守，寻李广之在边，恢魏绛之和戎，戎戢土佚，费省巨亿，怀，静有绩。迁颖川太守，修清涤俗，招拔隐逸，光大茅茹，国外浮妖，淡界缪动，气泄狂，，归来洙泗，用行舍藏。徵拜议郎，迁太医令，京兆尹，旧都余化，《诗》人所咏，并有亡新。君，隆宽栗，鹑火光物，陨霜剿奸，振滞起旧，存亡继绝，恩隆《乾》、《泰》，威肃《剥》、《坤》。本朝录功，入登卫尉，辅翼紫宫。夙夜惟寅，祎隋在公，有单襄穆典谟之风。诏选贤良，招先逸民，君务在宽，失顺其文，举己从政者，退就勅巾。永康之末，君卫孝桓。建宁初政，朝用旧臣，留拜步兵校尉，处六师之帅。惟时假阶，将授绲职，受任浃旬，奄离寝疾，年六十有三，建宁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诏遣使，吊赙礼，百寮临会，莫不失声。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葬。盖《雅》、《颂》兴而清庙肃，《中庸》起而祖宗。故仲尼既殁，诸子缀论，《斯于》作歌，用昭于宣，谥以旌德，铭以勒勋。于是海内门生故吏，相与，采嘉石，树灵碑，镌茂伐，秘将来。其辞曰:

峨峨我君，懿烈孔纯。高朗神武，历世忠孝，冯隆鸿轨，不忝前人。宽猛不主，德义是经。韬综頙，温故前呈。揽英接秀，踵迹晏平。初据百里，显显令闻，济康下民。曜武南会，边民是镇。惟，忧及退身。参议帝室，剖符守藩。北靖，有闻有声。旋守中岳，幽滞以荣。迈种旧京，。舍泽戴仁，攸宁。克长克君，不虞不阳。维明维允，耀此声香。能哲能惠，克亮天功。入统，赳赳光光。法言稽古，道而后行。兢兢业业，素丝《羔羊》。訚訚侃侃，颙颙昂昂。何规履榘，金玉其相。謇謇王臣，群公宪章。乐旨君子，无疆。铭勒金石，歌。问，万世是传。

门生平原乐陵

朱登字仲康作

《衡方碑》研究 张金梁（此为应邀参加天津衡方碑研讨会之文）

内容提要：本文对《衡方碑》的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探索讨论，内容包括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拓本及书者，二是碑阴文字，三是艺术风格，四是书法特色，五是历史影响。特别是对《衡方碑》之书者、碑阴文字以及此碑特殊笔法“银钩虿尾”的研究，颇具突破性意义。

关键词：《衡方碑》 碑阴 书者 银钩虿尾

隶书成熟于汉代，且留下了诸多石刻，清代碑学兴盛之后，学习隶书者莫不师法之，故李瑞清论书有“求分于石”之论。《衡方碑》立于东汉建宁元年（168），正是隶书成熟时期的重要代表。

一、《衡方碑》之拓本及书者

《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高240厘米，宽110厘米，圆首，额题“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阳刻隶书两行，额下有穿。碑文隶书，字径一寸二分，23行，行36字。(如图一)碑阴有故吏、门生等题名，漫漶特甚。牛运震《金石图》称：“碑在汶上县西南十五里平原郭家楼前，南向，以建宁元年立。雍正八年，汶水泛决，碑陷卧，庄人郭承锡等出资复建焉。”咸丰九年（1859），何绍基“主讲泺源书院，知是碑在汶上县野田中，嘱县令移至学宫。”建国后碑安置于泰安岱庙东庑。

《衡方碑》在宋代便有著录，欧阳修《集古录》称之为《衡方碑》，赵明诚《金石录》称《卫尉卿衡方碑》，洪适《隶释》则名之为《卫尉衡方碑》，《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多从赵氏《金石录》之说。《衡方碑》虽然在宋代就被世人重视，但未见有宋拓本流传，人们所见最早的拓本推测到明代，而现在流行于世者，则以清初拓本为多。近人王壮弘对碑拓经多见广，谓“明拓‘厉’字不损本见数本。曾见故宫博物院藏本有方若二跋，然拓工极差，字口也不甚显。较前所见者逊多矣。”并对明拓本之诸多特点进行了归结：“明拓本，首行‘雁门太守’之‘守’未损，‘因而氏焉’之‘焉’字可见上半。二行‘仁’下‘厉’字未损。三行‘庐江太守’之‘太’字未损，六行‘将’字未损，‘南’字清晰。七行‘仪之’二字未损。”特别是二行“厉”字之损否，成为断定明清本的重要依据。从传世的佳本来看，没有准确的明本出现，而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明末清初本及藏于上海图书馆的“雍乾拓本”《衡方碑》，为其中颇有代表性者。而解放前由文明书局影印的“孙星衍衍藏本”及艺苑真赏社影印的张叔末跋本，皆为清初拓本，颇有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宋洪适《隶释》记碑文未行小字云：“门生平原乐陵朱登字仲”，并说：“碑云：海内门生故吏，采嘉石，镌灵碑，末有小字门生朱登题名，则其人也。”显然洪氏认为朱登是主持立碑之人。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则曰：“铭文之末又另起一碑字，此碑字下分两行，‘门生平原乐陵朱登字仲（希）书’，此是书人姓名。”翁记碑末小字比洪适多出“希书”二字，并由此肯定朱登为书丹者。然而对洪适之论也不加否认，只模棱两可的说：“末行小字洪氏以为即采石镌碑之门生也，附缀文后，此又一体例也。”从翁氏乾隆五十四年亲自在南昌使院付梓的《两汉金石记》初刻来看，其汉碑释文凡遇模糊不清楚之字，则依洪适《隶释》填入，并在右边书小字“依洪”记之。在《衡方碑》末这两行小字中间“生”字右旁，亦记以“依洪”字样，是说此两行小字的释读亦是依据洪释而来。然而洪释并没有“希书”二字，而翁在解释时，也将“希”字略小靠右，说明此字有不确定性，“书”字大概也是翁氏推测而来，这正是其不敢断然否定洪氏认为朱登为树碑之人的原因。

伊秉绶为清代隶书大家，于《衡方碑》受益特多，亦主张碑字为朱登所书，其有诗句云：“好事推黄九，搜出方瑶琼；会稽有故吏，任颖多门生；借问书者谁，朱氏其名登。欧、赵所未见，见之适然惊。”嘉庆四年（1799）十月，钱塘黄小松易洗石，发现《衡方》碑阴有字，方若《校碑随笔》记曰：“惟故吏故民门生等字最清晰。据翟氏《隶篇》谓可辨者二十三行，其字数七十一字。”后陆增祥对碑阴有更为详细的记载，皆可证其文字多为故吏及门生姓名，对于朱登为书碑者根本没有关系。由此可知，伊氏诗中所谓“借问书者谁，朱氏其名登”，也是根据翁方纲之论而来。之所以人们对翁氏之论毫无顾忌的沿袭，显然是因为汉碑署书者较少，多有抱残守缺涉怪猎奇心理所至。从流传下来的较好拓片看，“朱登字仲”后字残泓严重，所谓“希”字已多猜测，而“书”字之论全由臆断。故后来研究者对“朱登”书碑之说多有异议，不是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