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唐县出了个总督大官（崇祯三年即1630年至崇祯五年九月戊申即1632年任蓟辽总督），此人名叫曹文衡，百姓们都管他叫曹都堂。

沿唐河二桥西行，过了河便是唐河有名的西大岗，据县志记载这里过去叫“凤凰山，位于老县衙西南八里，明洪武初土人时闻仙乐音，后京师观象台望其地有王气，遂掘其龙脉。”可见西大岗过去就被人为的截断过。

顺路再西行至岗顶，就到了立有中流砥柱的十字路口，在其东北方向岗顶上有一个村庄叫“老鸹窝”。

从村子向北走去，有一条乱坟岗，曹都堂的坟茔就坐落在岗的尽头，村上的居民都叫它“凤凰头”！老百姓们说西大岗是“凤凰地”，曹家坟就坐落在“凤凰头”上。

站在岗头举目望去，四周都有了现代建筑，就连都堂墓的脚下也早被当年的炮兵驻军建了一座圆墩型的水塔，左右两侧的山坳里则是炮团团部当年的营房，虽历经风雨，还保持着旧时的模样，仿佛还在护卫着都堂大人的坟茔。

据乾隆《唐县志》中内阁学士、礼部侍郎邓州人彭始博撰写的《明少司马曹薇垣先生传》和唐河贡生、县志编修曲耀辰的《少司马曹公墓志铭》记载：曹文衡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三年农历乙酉年（公元1585年），字镜玉，号薇垣，唐之龙潭人（今唐河县龙潭镇曹庄村人），祖籍金陵，为明初江南移民。

其祖父曹伦，为人谦和，教子有方，邻里都敬重他；其父曹三俊，很年轻就出任灵寿知县。巧的是笔者的先祖也是明初移民，南京上元人士，并且七代祖陈于佇生于1571年卒于1644年，也是明末的知县，大致和曹文衡一个时代，可能是出于好奇，总想弄清有关曹文衡的来龙去脉。

曹少年时代就失去了祖父、祖母和父亲，其母常氏含辛菇苦把他抚养成人，并延请名师，在瓦灯寒窗之下陪其读书，盼其成为国家栋梁。所以当其母逝世时，曹身穿孝服打着赤脚送殡，脚被刺破鲜血直流也全然不顾。

曹在《哭母文》中写道：“……母誓九死，保儿一生，母咽万苦，儿博一鸣……”对慈母的恩情溢于言表。

曹文衡亦不负众望，“稍长，慨然以天下为任，不屑经生家言。弱冠，补博士弟子员，每试必首诸生。”当时县令黄茂（四川富顺人）非常器重他，在文衡父亲去世时，“出俸鬻河西地一区，以葬司马公。”

即县令自己出资在唐河西岸给曹文衡的父亲买块墓地。“卜既协，谓公曰：欲上乎？欲下乎?上发速，恐叵测，下则迟而久，终无风波惊。”

县令对曹文衡说：“我给你父亲选了一块吉地，你是想让你父亲葬在岗头的上方哪，还是葬在岗头的下方？埋上方发达迅速，但是容易发生意外之事，埋在下方发达较迟但能持久，自始至终没有风波。”

公慨然曰：“大丈夫遭遇明主，虽刀锯鼎镬亦所不惜，又何论祸福乎？遂定于上。”文衡回答说：“大丈夫遇到明君，即使刀砍斧劈，鼎镬水煮也在所不惜，又何必论福祸呢？”于是就把父亲曹三俊葬在了凤凰山岗头之上。

明朝南京少詹事（少詹事，官名。掌皇后、太子家事，唐之后总东宫内外庶务）姚希孟在《曹氏先茔神道碑铭》中写到：“尔乡步武维钧阳（钧阳宫即上古时大禹在靡山建邑时的濯龙城遗迹，后称濯龙宫，在今禹州城南的钧阳宫村），三公爰出牛眠岗”，赞叹曹氏坟茔是可出文武大臣、类似于卧牛地的风水宝地。

《先生传略》描写到：曹文衡“仪容魁伟，长七尺有咫,丰颊广额，美髭髯，两目炯若晨星。”他是万历乙卯科（1615年）考中举人，万历丙辰科（1616年）考中进士。历任大理寺评事、东昌知府、兖州知府、东兖兵备副使、山东按察使、江西布政使、江南巡扶、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等官职，县志中多篇文章都记述了曹文衡的事迹。

曹在任东昌知府时，正值白莲教起义，当地的很多官员都主张兵剿，曹说：“此岂反者耶？不过良百姓为饥寒迫耳！”遂力主安抚的方针，他派得力助手左良玉将负隅顽抗的首领孔玉德擒杀之后，仅带一名老吏，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义军驻地，向众人申明大义，劝其解散回家，并向大家保证不予追究，义军们被曹的真诚所感，数万人纷纷放下武器，含泪跪拜，自觉遣散，自此后东昌便安定下来了。

在兖州他仍以东昌之法，兖州遂安，于是朝廷擢升任曹为东兖兵备副使。曹遂上奏章，请求皇上拨国库银十万两，赈济东兖饥民。按照大明吏律规定，道级以下的地方官员是没有资格直接上奏章的，然而因曹政绩卓著，皇上破例准奏，这在明代十分罕见。

曹在任江南巡抚的第二年（1629）年，江南一些府、县连续发生严重的水、旱灾荒。曹一方面加强社会治安、打击不法奸商、严惩鱼肉百姓的官吏；另一方面竭尽全力救灾、开仓赈济饥民，同时还上了一道奏章《条请蠲灾疏》，再三请求皇上对灾区百姓的赋税，分别予以减、缓、免；对每年额外加派在江南百姓身上的四十余万两饷银，永久取消。

曹在奏章中写道：“……目击灾伤，心切痛裂……今灾伤处所，田庐荡扫，妻子仳离，已尽之肉之堪重剜，无髓之骨何能再敲？！缓一时之追逼，即缓一时之死亡。予一分之宽仁，即予一分之生路……”情词恳切，感人肺腑，皇上准奏。遂使受灾百姓在大灾之年得以安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