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和先生在家里通过手机查看“小鱼在家”监控视频，看到爸爸乐呵呵地坐在轮椅上观看电视，腿上搭着一条毛毯，我们放下心来。
一个月后，妈妈终于从重症监护室搬到了普通病房。此时的妈妈，并没有苏醒，四肢都软塌塌的，没有知觉，更不能活动。
我们把爱姐请到医院专门照顾妈妈，又开始为爸爸寻找护工。经爱姐介绍，她的一个远房表哥来到了我们家，这位大哥身高不到一米六，但他照顾爸爸还算细心，于是就勉强让他干着。
先生制定了一个《看护老太太值班表》，常驻值班人是爱姐，其他则是我、弟弟和先生。主要是值夜班，在轮到我值班时，我和爱姐分好工，一人值上半夜，一个值下半夜。病房里只有一张折叠椅属于我们，我有时和妈妈挤一张床，其实就是在妈妈脚边，弯曲着身子眯会儿，两个小时起来给妈妈翻一次身、敲打背部、打开导尿管（妈妈插着导尿管，但开关不能一直开着，否则影响以后的排尿）。
我们不停地和妈妈说话，说我们小时候的事情。弟弟说，妈，您快点醒来，我们再也不让您干活了，您就好好地享福。
妹妹也发来她的录音，讲小时候妈妈带她去吃馄饨的趣事。她爱吃馄饨，每天下午放学后就去找妈妈，妈妈的单位离学校不远。妈妈带着她来到一家小吃摊，馄饨刚出锅，妹妹馋得等不及，把一只馄饨夹起后就放入嘴里，结果把嘴里的皮都烫去了。这个故事，我们一遍遍地放给妈妈听。妹妹一人在外地打拼，在我们姐弟三人中，妈妈最牵挂她。
就这样日复一日。终于有一天，妈妈的手指轻微地动了一下。又过了几天，妈妈微微地睁开了一只眼。再后来，我问妈妈：“我是谁？”妈妈发出了“英”（我的小名）的音，尽管声音很小很小，却让我瞬间模糊了双眼。
妈妈在渐渐地回归，但不像影视剧里演的，长期昏迷的人醒来就能说能笑能动，而是一个很慢、很慢的过程。
帮助妈妈康复的路上充满了艰辛。记忆最深刻的是做高压氧治疗，每次去，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高强度的作业。弟弟和先生工作忙来不了时，我和爱姐就要先找病人家属来帮忙，几个人喊着节拍、拽着床单，把妈妈从病床上移到治疗床上，然后我和爱姐推着床，七拐八拐，上坡下坡，当中再换乘几个电梯，最后才来到目的地。
因为弟弟血压较高，进高压舱的任务就由我和爱姐轮流承担。在高压舱里，妈妈总是用手去拽脸上的面罩，我一次又一次地把妈妈的手拿下来。同病相怜，在舱内，大家都不自觉地相互靠近，有的陪病人进舱的家属，看到别的病人吸氧面罩没戴好，就主动去帮他（她）。在舱内，也观察着人生百态，有位老人，儿子不管，是女婿陪着来做治疗……
还有十几天就过年了，爸爸却在此时褥疮犯了。于是我们便把爸爸送往医院，又协调医生安排爸爸妈妈住在了一个病房。在妈妈生病快三个月的时候，爸爸终于见到了妈妈。
当我们把妈妈推进爸爸的病房时，爸爸的情绪很激动，不苟言笑的他，竟然咧嘴哭了。妈妈还是懵懂无知的表情，却伸手去拉爸爸，爸妈饱经沧桑的手，就那么紧紧地牵在一起，这一幕，也永远地定格在了我的回忆里……
过年期间，爱姐回娘家了，照顾爸爸的护工也辞职不干了，弟弟回了老家，照顾爸妈的重任落在我、妹妹和先生身上。大年初一，我排队去领医院发的水饺，回来后，先生也从我婆婆家带来了水饺，妹妹说，还是自家包的水饺好吃。我想起有一天，去看望爸妈时，妈妈正在擀皮，擀成像锅盖那么大的面皮，然后折叠一下，用刀切成一个个梯形，再用来包成大大的馄饨。“擀成一个个小面皮多好。”我随口说。“那样太费事了。”妈妈回答。我没再说话，是啊，妈妈一个人，要和面擀皮，又要切菜剁肉，还要照顾着爸爸。
同时伺候爸妈，我和妹妹忙得团团转。妈妈的褥子又尿湿了，我跟妹妹说，去问护士要一床干净的吧。正在这时，爸爸口齿含糊不清地对我们说：“把我铺的，拿给你们妈妈用。”
一条褥子，就是此时爸爸爱护妈妈的最大力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