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15天《万章上 凡九章》9.8

原文阅读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阨，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

字词注释

[1] 主：“以……为主人”，动词。痈疽：治痈疽的医生，是卫灵公宠信的宦官。

[2] 侍人：宦官。瘠环：宦官名，齐君的宠臣。

[3] 颜雠由：卫国的大夫，是个贤能的人。

[4] 弥子：即卫灵公的宠臣弥子瑕。

[5] 桓司马：即宋国大夫桓魋（tuí）。《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要（yāo）：拦截。

[6] 微服：改变平常的服装来避人耳目。

[7] 阨（è）：困厄，处境艰难。

[8] 司城贞子：陈国人。

[9] 陈侯周：陈国国君，名周。

[10] 近臣：在朝的臣子。

[11] 远臣：从远方来的臣子。

译文参考

万章问道：“有人说孔子在卫国的时候寄住在痈疽的家里，在齐国的时候寄住在宦官瘠环的家里，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不，不是这样的。这是好事之徒编造的，孔子在卫国时寄住在颜雠由家中。弥子瑕的妻子和子路的妻子是姐妹，弥子瑕于是对子路说：‘孔子若是寄住在我家中，我可以让他做卫国的卿相。’子路把这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由命运安排吧。’孔子依据礼而进身，按照义而退让，得不得到官职都说‘由命运安排吧’。如果他寄住在痈疽和宦官瘠环的家里，那就是无视礼义和命运了。孔子在鲁国和卫国都不受欢迎，又碰到了宋国司马桓魋想在途中杀掉他，于是只好改变装束通过宋国。当时孔子处境艰难，就寄住在司城贞子家中，向陈国国君称臣。我听说要观察在朝的臣子，就看他家中所招待的客人；要观察远方来的臣子，就看他寄住在什么人的家中。如果孔子真的寄住在痈疽和宦官瘠环的家里，那还算什么孔子呢？”

核心内容解读

        孟子与弟子万章的这段对话，表面上是在澄清关于孔子择主而居的历史事实，深层却揭示了儒家对士人精神底线的思考。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士人如何在复杂环境中保持道德操守成为严峻考验。

      当万章提出孔子是否曾在卫国投靠宦官痈疽、在齐国依附宠臣瘠环的疑问时，孟子断然否定，称这是"好事者为之"的谣言。这一辩驳不只是历史事实的澄清，更是对士人立身原则的郑重申明。

      孟子指出，孔子在卫国实际居于贤大夫颜雠由家中。当卫灵公宠臣弥子瑕以"卫卿可得"的利诱要孔子住到他家时，孔子以"有命"婉拒。这一细节极具深意——"有命"不是消极的听天由命，而是对道义原则的坚守。孔子"进以礼，退以义"的人生准则在此彰显无遗：士人的进退必须符合礼义规范，能否获得官职则应坦然接受命运安排。若真如谣言所说孔子依附宦官宠臣，那就既违背道义"无义"又否定原则"无命"，完全不符合孔子的人格形象。

      孟子进一步以孔子周游列国时的遭遇佐证。当孔子在鲁国、卫国不得志，在宋国几乎遭司马桓魋杀害时，即使处境艰难，他也只选择住在宋国贤大夫司城贞子家中，成为陈侯周的臣子。这种选择绝非偶然，而是孔子一贯的道德坚持。孟子提出的"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的识人方法，道出了一个深刻道理：一个人的交往对象和依附选择，最能反映其真实品格。

      在当代社会，这一思想依然闪耀着智慧光芒。职业选择中的利益诱惑、人际关系中的功利考量，无不考验着现代人的道德定力。孟子的论述提醒我们，环境压力不能成为放弃原则的借口，越是处境艰难，越需要守护精神底线。孔子"微服过宋"的窘迫与"主司城贞子"的坚持形成鲜明对比，展现了一个真正士人在逆境中的风骨。

        这段对话最终归结到一个根本问题："何以为孔子？"——究竟是什么使孔子成为孔子？答案正在于他无论顺境逆境都恪守的道义原则。对今天的我们而言，这一古典智慧的价值在于：在充满诱惑与变数的世界里，只有守住精神的底线，才能获得真正的尊严与自由。名节不是外在的装饰，而是内在的脊梁；不是束缚的枷锁，而是自由的保障。孟子的论述穿越时空，依然在为现代人提供着关于如何安身立命的精神指引。

背景知识介绍

孟子思想之政治思想（一）节选

一、民贵君轻

        先秦诸子，其思想言说有种种不同，但重民、爱民、保民却是其共识，而孟子的重民思想在先秦思想家中尤为突出。其实早在孟子之前，重民思想已有萌芽和发展。《尚书》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

        在前人重民思想的影响下，孟子总结以往历代各朝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和教训，结合当时实际，更深切地认识到民的巨大力量及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清醒地意识到民心向背是天下得失的关键所在，“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夏桀、殷纣之所以亡失天下，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务修德、荒淫残民。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同样，周朝的“幽”、“厉”二王亦是因为“暴其民”，导致“身危国削”、“身弑国亡”。所以只有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他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民是国家的根本，得到民的支持和拥护，国家才能稳定和发展，反之则不能逃脱覆灭的命运。

        孟子还有三个著名命题也非常鲜明地凸现出他的民本思想，其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其二，“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其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在每一个命题中都列举了两种在政治生活中极为关键和重要的事物与民进行比较，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民为本、民为贵。

        在孟子看来，战争中，天时、地利是攻伐取胜的重要客观条件，人和则是战争取胜的主观因素，与天时、地利相比，人和尤为重要。所谓人和，即得到广大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在上位者得民心，则人和、多助；不得民心，则不和、“寡助”。以人和、多助攻不和、寡助，必胜无疑。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就在于他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使“民大悦”，得到了广大百姓的广泛支持和拥护，有人和、多助的优势。依孟子之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土地、人民、政事是国之为国必备的也是缺一不可的基本要素，因此，土地、人民、政事是诸侯之三宝，但在这三者之中，百姓依然是最为宝贵者。孟子反对君主为扩张领土而挑起战争，他曾愤然斥责梁惠王“不仁”，指责梁惠王为“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土地和百姓相比，百姓最为宝贵。而国之政事实亦为民而发。

        齐宣王与孟子谈到了治政过程中三类非常重要的政事：一是选拔贤才，二是罢免不贤之官，三是诛杀罪犯。这三类政事的处理，孟子都主张要听取“国人”的意见，即听取民意。在政事与民之中，民为重。在孟子的民本思想中，不只是要求在上者要心系百姓，关心百姓，更重要的是要求为政者要倾听民意，顺应民意。

        与一国之首的君主、万民崇奉的社稷之神相比，孟子认为民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君与社稷之神。社稷，即土神和谷神。土谷之神有保障天下风调雨顺、为民御灾去患之责；国君对其已祭祀尽礼，仍旱涝不止，那么就是社稷之神失职，就应另立新的社稷之神。深得民心者才能一统天下而为天子；一国之君的诸侯虽为天子所赐封，但不是一劳永逸能够永世为君，一旦暴虐无道，危及国家存亡，就有可能被废黜或被放逐。总之，国君可免，社稷之神可换，唯有人民不可去，所以民是立国之本，民贵而君轻。

        民本观念在春秋时期只是零散、笼统的语言片断，而在孟子这里已成为较为完整的思想。其民贵君轻思想，反映了广大人民渴望土地、渴望和平的呼声，肯定了人民的巨大作用和历史地位，张扬了人民的主体性，明确了君民二者的关系，是对前人重民思想的重大突破，在历史上闪烁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辉，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开反君主专制的先河；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孟子超越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居于先进的地位。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孟子重视百姓，提出民贵君轻，就认为孟子有民主思想，其实孟子的重民思想只是民本思想，而非民主。因为民主至少包括此三义：一是指公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以主人身份主动发表对国家或社区事务的看法、主张；二是指政权的组织形式，亦即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由大多数有公民权的人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免权的民主制；三是指国家决策的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在孟子民本思想中，他并没有赋予民以选举权、管理权，更没有赋予百姓以决策权。民意只是供执政者处理政事时取舍的一种意见，是否听取和采纳则在于国君自身，实际决策权还是握在国君之手，因此不能将孟子的民本思想与今天的民主思想等同视之。正如萧公权所说：“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以此衡之，则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故在孟子之思想中民意仅能作被动之表现，治权专操于‘劳心’之阶级。”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先秦汉唐孟学研究》，周淑萍，中华书局，2020年10月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