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全球经贸格局下的中美关税角力
一、从霸权转移逻辑看关税战
有一位意大利的社会学家叫阿瑞吉，他有一本重要著作叫做《漫长的20世纪》，这本书实际上写的是16世纪以来的世界霸权更替逻辑，对观察国际秩序演化有非常大的启发。
阿瑞吉观察到，地理大发现以来，国际秩序经历了几个由霸权国主导的阶段，每个霸权周期大致都会包含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新兴霸权国在物质生产上会进行大规模扩张，这就让它在国际秩序中获得强大的优势。但是随着这个霸权国的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内部的过度竞争就会导致利润率下降，同时这个国家也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就会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霸权国的经济会从生产扩张转向金融扩张，金融业跟制造业相比，挣钱要舒服和容易太多了。第二阶段再发展到一定程度，在霸权国，生产资本就会被金融资本逐渐挤出去，由其他潜在的挑战国在既有体系内逐渐接盘，霸权国所主导的体系就会陷入不稳定，从而引发霸权的更替。
这个理论模型用来解释近代以来的热那亚霸权周期、荷兰霸权周期、英国霸权周期都是有解释力的，用来观察美国霸权周期，也能给我们很多启发。
美国是在英国所主导的霸权体系内成长起来的。19世纪前中期，英国的实体经济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到了19世纪后期，英国逐渐转向金融化，实体经济的中心就转移到了德国和美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被击败，美国于是崛起为世界工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从霸主宝座彻底跌落下来，美国崛起为新的霸主。战后初期，美国在实体经济和金融两个领域都是当之无愧的霸主。但是到了大约上世纪70年代，美国实体经济的优势就逐渐被欧洲和日本侵蚀了。这也很容易理解，日本和欧洲在二战中被打得稀巴烂，经济重建的时候，生产成本肯定是更低的。美国制造业在欧洲和日本这里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就会从实体经济领域逐渐转向金融领域。相应地，这也就会导致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
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的首次年度贸易逆差。也是在这一年，尼克松总统终结了二战后所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彼此间是固定汇率制度，如此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秩序。这个体系要想稳定持续，前提是美国能保持货物贸易的顺差，从而积累黄金。但是随着美国进入逆差，其他国家积累了大量美元，要来美国这里兑换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很快就扛不住了，于是尼克松就宣布各国持有的美元不能再自由兑换黄金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解体，对于当时各国关于国际秩序想象的冲击，肯定不亚于今天的贸易战所带来的冲击。
在这之后的国际霸权逻辑，就变成了美国保持长期的贸易逆差，向世界输出美元。同时，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影响着全球经济。相应地，美联储的一举一动，也会导致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利息差发生变化，就有可能影响资本大规模流入或者流出，从而影响到全球经济。在这个意义上，美联储不仅仅是美国的中央银行，更是调节全球经济的一个关键阀门。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逐渐崛起，一个如此庞大又有效率的劳动力群体加入到全球市场，这种规模是此前从未有过的。进入21世纪，中国崛起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依赖一系列的条件耦合，而这种耦合是个难以复制的事情。中国在制造业上的超级规模效应，使得它的综合成本控制能力无与伦比，在实体经济领域有着巨大的比较优势，美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也就从实体经济领域更加向金融领域偏移了。
中国和美国形成世界经济循环当中仿佛一阴一阳的两极，两者协同着拉动全球经济的发展。美国在贸易逆差当中，向全球提供需求，拉动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超级生产能力则在满足这种需求，同时又拉动着其他的资源型国家获得发展。由此就形成全球经贸双循环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中国的实体经济，是衔接美国的高端第三产业与不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产业的枢纽。
全球经贸复合双循环结构
但是这种经济结构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方面，它依赖于美国的持续逆差，而美国用来消化逆差的办法之一，是发行国债，其他国家购买美国国债，资本倒流回美国。但是国债积累到一定程度，偿还利息就会给美国造成严重的财政压力，这个事情就可能走不下去了。另一方面，这种经济结构会让美国经济遭遇到内在撕裂。美国的东海岸有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西海岸有世界最大的创新经济，两者相结合，让美国成为世界上独步天下的“从0到1”的创新国，但这些创新要进行大规模量产，则需要借助于中国的庞大生产能力，结果就是美国过去的制造业中心，也就是中部地区被晾在了一边，成为铁锈带。美国的东西海岸与中部地区发生经济撕裂，经济撕裂会传导为社会撕裂，更进一步传导为政治撕裂，于是就有了最近几届美国大选那种极度撕裂的状态。
美国要解决这一系列撕裂问题，需要往底层去追溯原因，大规模贸易逆差显然是个重要原因，美国就试图通过贸易战来解决问题。实际上今天的这些贸易战一点都不新鲜，上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美国与再度崛起的欧洲、日本都发生过贸易战，用来解决当时遭遇到的贸易逆差问题。只不过当时美国的金融化程度还不像今天这么深，实体经济也还比较强大，欧洲、日本的实体经济规模也不像今天中国这么大，所以当时靠贸易战还是能够对冲掉一些问题的，但是今天就没那么容易了。
了解了关税战背后的霸权转移逻辑，再来看第二个问题，美国通过关税战想要达到的理想目标是什么？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究竟面临着哪些现实约束条件呢？
二、美国的理想目标和约束条件
美国的理想目标是，通过关税战削减自己的贸易逆差，进而实现制造业的回归，因为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逆差问题的办法。再以及，削减了逆差，美国也就能解决国债过高带来的财政压力。
可是在WTO这个多边关系的框架下，大规模的关税战本身就是没有正当性的，那怎么办呢？简单，索性就把这个多边关系废掉，建立由美国所主导的一系列双边关系来替代就行了。理想状态下，美国跟所有国家都建立了这种双边关系，就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全球化秩序，只不过这回的全球秩序，不是一个超越于所有国家之上的网络状结构，而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轮辐状结构。可以看到，美国这次的贸易战不是指向最大的逆差来源国中国，而是几乎同时与所有国家开战，这就是它要放弃多边关系，以多个双边关系来构造新的全球化的一个证明。
美国想要建立的轮辐状全球秩序示意图
然而，美国的这些目标并不容易实现，因为它面临着一系列的约束条件。
国际贸易当中有一个基本的逻辑，一个国家有顺差的领域，就是它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有逆差的领域，就是它有比较劣势的领域。
美国在国际贸易中，货物贸易上有大规模的逆差，但是在服务贸易上有大规模顺差。这就意味着，它在实体经济领域有很大的比较劣势，在高端服务业上有很大的比较优势，金融业就是高端服务业当中的一部分。如果要通过贸易战让制造业回归，则意味着要把经济资源从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转移到有比较劣势的领域，这在自由经济的逻辑之下是无法实现的，只有通过国家主导才有机会实现。但美国的内政架构，又不允许国家做如此强力的主导，所以制造业回归很难实现，这是美国面临的第一个约束条件。
如果制造业不能回归，则关税战的结果就是带来通货膨胀，为了对抗通货膨胀，就需要保持高利率。你一定看到过最近一段时间特朗普一直在抱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不肯降息，原因就在于鲍威尔要确保好不容易控制住的通胀不要反弹。但是利率很高的情况下，国债的收益率也就低不了，美国国债所带来的财政成本就仍然是个很大的压力，这会让美国在贸易战当中的政策自由度受到很大压制，这是又一个约束条件。
更进一步，美国想要通过一系列双边关系来建立轮辐状的新全球秩序，这个诉求里有一个bug，就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只要中国不肯配合，则美国就算跟别的国家都达成了双边协议，也还是没法建立起那种理想的轮辐状结构。至于有人说，美国索性就把中国隔离在这个轮辐外面算了，这也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相互嵌入关系之深，是史上前所未有的，根本没法把中国给屏蔽在外，这是第三个约束条件。
然而，贸易战毕竟也会让与美国存在大规模逆差的国家，首先就是中国，在经济上遇到很大压力的。毕竟中国的产能不是为自己准备的，而是为全世界准备的，如果贸易战长期不能解决，则中国内部也会遭遇很大的麻烦。所以中美双方就有了谈判的需求，有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结果，显然是双方都意识到了贸易战的不可持续性。
但这个结果可以说仅仅是个阶段性的休战，并不是就把问题彻底解决了。那么，第三个问题，关税战可能会推动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秩序朝向什么方向演化。这个也是目前我觉得最有意思的部分。
三、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秩序的演化方向
也许你在网上看到过一些说法，就是中国从美国多买些能源、多买些农产品之类的，以便平衡贸易逆差。但这些办法都是解决短期问题的一锤子买卖，结构性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要解决结构性问题，一个脑洞是，人民币升值。这个脑洞可能会有很多人反对，但实际上这是有历史渊源的。
1985年，日本和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签了《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升值。很多人都说这是美国坑日本的一个阳谋，实际上当时日本自己也是有升值的需求的。因为它已经清楚地看到，由于日本的超强出口能力，让日本与各国之间的贸易不均衡越来越严重，这就可能引发深层的对抗关系。要知道，一个国家要考虑的问题肯定不仅仅是经济方面，还有社会、政治等更多的方面需要考虑到。
实际上，如果一个国家保持长期顺差的话，从正常逻辑来说，它的货币自然就会升值的，如果它的货币一直不升值，意味着该国通过一系列别的办法压制了汇率，这里面也是要付出很多成本的，所以这个事情未必像初看上去那么划算。
日元升值后，果然日本的过度顺差就被抵消了相当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升值的日元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了强大的购买力，从而日本就从一个单纯的生产国，开始变成一个消费国，这让日本国民开始能够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升值的日元也让日本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变得非常划算，于是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开始了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到今天，日本拥有的海外净资产的规模和日本本土的GDP几乎是相等的，这也让日本应对国内的各种问题的时候，拥有了比较大的转圜空间。
把视线再转回到中国。如果人民币升值了，意味着中国的超大规模顺差会被抵消掉相当一部分，但中国从国外进口原材料也会变便宜了，从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会被抵消掉相当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中国开始有机会从生产大国同时发展为消费大国，国民有机会参与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分配当中了。当然，这个过程一定还得配合上国内的一些消费侧的改革，但我们在这里就不展开了。以及，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会变得越来越划算，中国会开始更大规模的资本输出过程。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出海的规模也会变得更大，但出海的仍然仅仅是组装环节，上游的供应链环节是无法转移出去的，因为没有哪个地方能够承接如此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这就意味着，中国制造业会发展成更加庞大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网络，因为海外所建立的那些制造业组装环节，事实上也都是中国企业家在外建立的。这个庞大的网络会天然形成一个人民币的货币圈，人民币的国际化会因此获得更加强大的基础。那些承接中国制造业组装环节转移的国家，经济也会因此获得成长，未来对于中国的消费品会有更大的需求，中国制造的海外市场会更加多元化，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会获得更加健康的基础。
假设人民币升值这个可能性真的出现（个人感觉它出现的可能性是不小的），到那一步，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在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当中成长壮大，发展为世界工厂；但因为中国经济体量不断扩大，导致了全球贸易发生结构性变化，从而引发了贸易战；而贸易战的结果，却是人民币升值，从而实现了百姓对于经济发展的分享，以及实现了对于更多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拉动。这样，国际秩序就有可能就从美国的单引擎全球秩序，发展为中美双引擎的全球秩序。
这样一来，在开篇引用的阿瑞吉所说的霸权转移逻辑，到了美国霸权阶段，就不会重复之前的历史，简单地走向美国霸权的衰落，而更可能是以中美双引擎的方式，实现全球秩序的新一轮迭代。
这有可能是过于理想化的一个期待，但这个期待变为现实的可能性是远远大于零的。
知识点二：历史性大事发生，稳定币背后，是中美金融大暗战
一个国际和金融领域的大热点，就是中国和美国正围绕着未来的金融和货币的主导权，展开一系列的新博弈。
简单介绍一下背景，5月1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GENIUS法案》，这是一项专门为了控制稳定币而推行的法案，它把稳定币纳入了美国的金融体系之下；随后的5月21日，中国香港也迅速通过了《稳定币条例（草案）》，5月30日《稳定币条例》正式成为法例。不只是中美，欧洲早在5月11日，就正式通过《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案》最终版本，但由于欧洲体量不大，所以只谈中美。
关注重点不是稳定币本身，也不涉及任何加密货币的投资，而是这些事件反映出来的本质，就是全球各强国，尤其是中美之间，在争夺新的货币霸权和金融霸权。这真是一个大转折时代，倒回五年你都很难想象会看到这样的时刻。
什么是稳定币，为什么它这么重要？
有的同学可能听过加密货币，其实加密货币分为稳定币和非稳定币两种，为了方便理解，打个比方。可以把整个加密货币市场想象成一个游戏厅，稳定币是游戏厅里的游戏币，而非稳定币，比如比特币、以太坊等，就是各种热门游戏项目。
你要到游戏厅里去玩抓娃娃，首先要把手里的真钱换成游戏币，然后用游戏币去投币玩项目。稳定币就是加密市场的游戏币，你用这个游戏币就能去买比特币、以太坊等数字资产，还能用来支付、转账或者储蓄。
每个“游戏项目”的价格，比如比特币、以太坊，可能会经常变动，但“游戏币”，也就是稳定币的兑换价格是基本不变的。目前99%的稳定币锚定的都是美元，像USDT、USDC这些，1稳定币=1美元。当你不想玩游戏了，你就可以把这些“游戏币”按照原来的价格，换回现实世界的“真钱”。
所以，稳定币，其实就是数字世界里的一种“美元”，它和现实生活里的美元是1：1锚定的，但这种“数字美元”并不是美国发行的，而是各个私有化的“稳定币”公司发行的，所以不受监管，也不受传统银行体系的约束。
现在加密货币市场，体量已经超过了3万亿美元，换句话说，超过了广东省加浙江省的GDP之和，也超过了全世界电动汽车、光伏、锂电产业的总和。而2024年稳定币的交易量则是达到了惊人的27.6万亿美元，超过了国际信用卡支付系统Visa的总交易量。
所以不论从哪一方面看，这都是一块非常大的蛋糕。
谁控制了稳定币，谁就控制了加密货币世界的“铸币权”，所以各国都非常想要把稳定币纳入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中来。
中美都在发力，都必须争夺
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稳定币不仅意味着超大体量的市场，更是解决当下问题的一把利剑，稳定币就像一个锚点，能够巧妙地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看美国。
美国当前最想要解决的，就是美元和美债的问题，更具体一点，是美元凭空超发和美债无人接盘的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全世界都进入了没有黄金这种硬通货锚定的“信用货币”时代，之前很多人说，美国和美元后来是通过绑定石油，构建了“石油美元”体系，但真正的美元霸权其实是有三层：
底层是资源和商品，2000年之前，美元绑定了石油和天然气，这些是刚需资源；2000年后，美元则是绑定了中国的商品产能，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使用美元结算，为美元提供了信用背书。
美元霸权的顶层，则是美国财政和美国经济，财政赤字率、经济增长潜力、资本市场规模，这些决定着美元的上限。
而美元霸权的中间层，则是日元。日本在19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进入“零利率时代”，在日本贷款基本没有利息，资本又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日本央行还承诺会持续买入日元，这些给了全球投资者一剂非常大的强心针。于是全球资本都在疯狂贷入日元，换成美元，然后用这些美元去全世界投资。这套模式下，美联储每印1美元，全球资本就可能通过日元给加了“乘数”，派生出了3美元，日元其实是成了美元的“中间派生物”，放大了美元的扩张能力，这给全球都带来了充足的美元流动性。
这才是真正的美元霸权的完整的三层体系。但这套体系演进到现在，上中下三层却都出现了很多问题，导致玩不转了：
一是顶层，就是美元在2020年无节制的超发和37万亿巨额美债无人接盘的现实。
二是中间层的日元收缩。在高通胀的环境下，日本央行即将结束维持了三十年之久的持续购买长期国债，把利率压在0附近的政策，日元不再是“无息、低价、流动性充足”的派生品，不能再为美元充当“中间商”，美元在全球的流动性和影响力都会被迫收缩。
三是底层也开始松动。中美博弈下，中国的商品产能开始有了“去美元化”的苗头，全球外汇储备份额中，美元从2000年的72%降到2023年的58%。另外，石油的地位也因为新能源产业革命和美国的页岩油革命，而开始出现滑落，再加上全球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石油作为美元的底层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大的松动。
所以在这一系列的变局之下，美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货币霸权，解决当下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而美国瞄准的，正是稳定币。
美国推出的《GENIUS法案》规定：第一，稳定币发行方必须接受美国的直接监管；第二，稳定币的底层必须是等值美元或者美债，最少60%要用于投资美国国债。
除此之外，部分加密货币交易所已经在实质性地推动“美股代币化”进程。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加密市场发行苹果、谷歌、微软等大批美股公司对应的“数字货币”，买这些代币，就等于买美股。
这套逻辑确实很巧妙：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加密货币，极其方便地投资这些好公司，即使你不投资美股代币，但只要你持有加密货币，那就等同于购买了美元和美国国债，因为新法案要求稳定币绑定美元和美债，美国更是有权直接监管这一切活动。
这相当于美国用自己的信用为加密市场背书，而加密市场则反过来为美国政府背书。根据渣打银行的测算，新法案落地后，稳定币的基础规模将从当前的2300多亿增长到2万亿美元，所派生的货币规模大概率将超过10万亿美元，同时这些稳定币又必须绑定美债，这将在极大程度上解决美国37万亿的巨额债务。
更重要的是，这不仅同时解决了美元、美债、美股的多重问题，还拿到了对加密货币市场的主导权，掌握去中心化的金融体系。不得不说，美国人在玩金融这方面， 确实很厉害。
但这套模式实质上是把美元的“中间派生品”，从日元换成了稳定币，让稳定币帮助美元在全球扩大流动性，但底层的锚定物还没有更换，所以这不是美元的“换锚”，很多人说得不对。
中国对于稳定币的考虑。
中国自然不会把这么大一块蛋糕拱手相让，虽然中国内地是禁止加密货币的，但却让香港加码，成为中国争夺未来货币霸权的桥头堡。
所以在美国通过稳定币新法案的两天后，中国香港也迅速通过了自己的《稳定币条例》，争夺稳定币领域的标准制定权和监管主导权，至少不能让美国一家独大，为所欲为。
香港的稳定币条例核心就两条：
第一，稳定币发行机构在香港开展业务必须要持牌，牌照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把控，而且必须接受香港的全程监管。
第二，任何稳定币的发行必须有足额的储备资产，除了美元资产外，一系列人民币资产，包括中央国债、政策性金融债，都可以作为储备资产。
香港一方面要通过牌照制度来争夺监管权，另一方面则是要通过储备资产的扩容，来给更多的人民币资产打开国际储备的空间。
而最近不仅这一个动作，还有证监会等金融部门集体表态，支持A股上市公司赴港上市，一季度已有宁德时代、恒瑞医疗、赤峰黄金等50多家A+H股企业，密集登陆港交所。同时央行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全新模式，5月全国已经有多地宣布完成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跨境支付业务。
加上前面的香港稳定币法案，这三件事其实是一套组合拳。简单讲，宁德时代等A股龙头企业去香港二次上市，这种“产业+资本”双出海的模式具有深层意义：一方面通过港股全流通机制，吸引全球资本；另一方面把中国的制造业优势，转化成资本定价权。
而香港稳定币先行，则为离岸人民币稳定币开辟了合规通道，就是香港打了个样，给人民币稳定币和数字人民币探路，而且与美国的“美债绑定”模式不同，香港方案允许储备资产包含人民币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等，等于是用中央政府的信用，来给香港的稳定币背书。
如果香港稳定币能发展起来，反过来等于是又给央行的数字货币背书了，到时候推出人民币稳定币，或者大规模铺开数字人民币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换句话说，中国其实也在构建自己的金融循环：人民币国际化的瓶颈在于有外汇管制，不能自由汇兑，但通过“数字货币+制造业出口”的组合，中国正在创造新路径：稳定币为数字人民币奠基，中国通过出口向外输出产品，外国企业接受数字人民币支付，所得资金用来投资A+H股的中国优秀资产，形成一套回流的闭环，而香港就是这套环流的中心。
这套打法，本质上是在构建“稳定币+数字人民币+港股资本通道”的新体系，让人民币绕过美元结算体系，直接进入全球金融循环中来。
金融战可能比科技战更残酷
最后再说下金融战。金融战，是比关税战、贸易战更重要的战争，因为现在和未来的大国博弈，从来不是以关税、以贸易分出胜负的，到最后的胜负手，是科技和金融。
中美之间的关税战，双方可以暂时停手，但货币和金融的战争，可能只会你死我活。
美元试图通过稳定币进一步渗透全球，美债危机则通过加密货币转嫁给全球市场，以便让美元霸权进一步加强。
而中国也在推动数字人民币+香港稳定币，成为新兴市场的结算标准，这会削弱和反制美元霸权。
因此，这场博弈，我们必须参与，而金融战可能比科技战，更残酷。近代历史上的大国兴衰，货币霸权都是关键因素，现在的稳定币争夺，只是序曲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