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溪旧事（三）
黄土忠魂：一位陕北老兵的革命往事
一、左溪村的童年：乱世中的宁静岁月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中华大地硝烟弥漫。但在宜川县左溪村（后归延长县），黄土高原的褶皱里，日子却像延河的流水一样，缓慢而平静地流淌着。
我的阿伯王德章就出生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左溪村不大，几十户人家依山而居，窑洞错落，炊烟袅袅。村民们世代务农，春种秋收，自给自足。虽然外面的世界动荡不安，但在这里，人们依旧遵循着古老的节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阿伯的童年，是在放羊、拾柴、帮家里干农活中度过的。陕北的冬天寒冷刺骨，窑洞里的土炕烧得温热，一家人围坐在炕头，听老人讲古经（民间故事）。夏天，他和村里的孩子们在河滩上嬉戏，光着脚丫踩在松软的黄土地上，追逐打闹，笑声回荡在山谷间。
到了上学的年纪，阿伯和王琳、四爷王志卿、王养性、王宪斌一起，背着粗布书包，沿着蜿蜒的山路，步行去宜川高小读书。那时候的学校，课桌是用木板搭成的，墨汁是自制的，写字用的纸粗糙发黄。但即便如此，阿伯仍然学得很认真。他喜欢听先生讲历史，讲岳飞精忠报国，讲文天祥宁死不屈。这些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悄悄埋下了爱国的种子。
二、延安中学：革命熔炉里的淬炼
1941年秋天，阿伯十七岁。那一年，陕北的秋风格外凛冽，山峁上的野草已经枯黄。他告别了左溪村，告别了体弱多病的父母，背着简单的行囊，顺着延河徒步走向延安。
延安，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当时是无数热血青年心中的圣地。宝塔山巍然矗立，延河水静静流淌，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一座座窑洞学校，培养着革命的种子。
阿伯考入了延安中学。这所学校成立于1938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学，校风严谨，思想进步。学生们白天上课，晚上参加政治学习，课余时间还要参加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纺线织布、上山砍柴。
在延安中学，阿伯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论持久战》，听教员讲述中国革命的未来。他在马兰草纸的课本里认识了革命真理，在煤油灯下写就了青春誓言。他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时局，在延河边的操场上高唱《黄河大合唱》。
1943年，阿伯毕业了。组织上分配他去延长固临县政府（也就是现在的赵家河古州）担任管理员。临行前，他的老师握着他的手说：“革命工作不分大小，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要对得起党的培养。”阿伯郑重地点头，踏上了新的征程。
三、地下工作：刀尖上的行走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胡宗南的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陕北，毛主席主动撤离延安，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地下情报工作变得至关重要。
阿伯被组织安排回左溪村，表面上是务农，实际上负责收集胡宗南部队的动向。他常常装作普通农民，在田间地头、集市茶馆里，悄悄记录敌军的调动情况。
那年夏天，谷子坪的西瓜熟了。阿伯住在地里的瓜棚，白天看瓜，晚上整理情报。七月的一个傍晚，夕阳染红了黄土坡，他正蹲在地头记录当天观察到的敌情，突然，几个国民党保安团的士兵闯了过来。
“干什么的？”为首的狗腿子厉声喝问。
“我是种瓜的。”阿伯镇定地回答。
狗腿子经过搜索，在我阿伯的衣兜里发现了红军的传单和情报纸条，上面密密麻麻写着胡宗南部队的行军路线。
阿伯被捕了。他被押送到宜川县监狱，遭受了严刑拷打。敌人逼他供出同伙，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一言不发。
四、刑场上的生死时刻
在监狱里，阿伯经历了最黑暗的日子。牢房阴暗潮湿，老鼠在墙角窜动，每天只有一碗稀粥充饥。更可怕的是“陪斩”——国民党枪决共产党员时，会拉其他囚犯去刑场“陪绑”，以此震慑人心。
阿伯被拉出去“陪杀场”过两次。每次枪声响起，他都能闻到浓烈的火药味，看到鲜血渗进黄土。但他没有崩溃，反而更加坚定了信念。他在心里默念：“如果我死了，也是为革命而死，值得！”
1948年3月3日早上，宜川战役打响。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守军溃不成军。就在敌人准备处决最后一批政治犯时，解放军的冲锋号响了！枪声、喊杀声震天动地，城墙被炸开，八路军战士冲了进来……
阿伯得救了。他被从刑场的土坑里拉出来时，浑身是伤，但眼神依然坚定。
五、南下未竟的遗憾
休整了一段时间，伤愈后，组织安排阿伯去凉水崖粮站工作。1949年秋天，全国解放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组织抽调干部南下，阿伯也被列入名单，同时参加了集中培训。
然而，命运弄人。就在他准备出发时，家中噩耗传来——他的哥哥，我的大伯突然病逝。阿伯匆忙赶回左溪村，料理丧事。可祸不单行，他的父亲又因悲痛过度，一病不起。
南下工作队已经出发了，那个年代交通不便，没有电话，没有电报，一封信要辗转数月才能送达。阿伯无法联系组织，只能留下来照顾父亲。病榻前的老父亲攥着他的手腕，青筋凸起如蜿蜒的延河支流。这一攥，便攥断了阿伯的行伍前程。 等到父亲病情稳定，南下的大军早已远去。他试图归队，但时局变化太快，新的政权已经建立，他找不到原来的组织关系。
六、晚年：黄土埋忠骨
1983年，延长县政府经过调查，确认了阿伯的革命经历，批准他享受“建国前离散工作人员”的生活补助。
那一年，阿伯已经60岁了。他拿着那张盖着红印的批文，站在左溪村的山峁上，望着远处的延河，久久不语。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六日，阿伯走完了他的一生。临终前，他抓着那张盖公章的文件，轻轻抚摸，然后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如今，延安中学的校史馆里，还陈列着当年的老照片：窑洞教室、土制课桌、油灯下的读书会、延河边的军训……每一张照片都在诉说，在延安这块热土上，曾经怎样炽烈地燃烧过青春与理想。
而我的阿伯，就像黄土高原上的一粒沙，默默无闻，却坚韧不拔。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他的一生，就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普通革命者的缩影——忠诚、坚韧、无悔。
黄土高原的风，依旧在吹。那些过去的故事，那些曾经推动历史车轮的人，那些故事中平凡的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