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城火车站广场,兴建起一座长方形碑亭,亭内面南并排树立着两块高3.3米、宽1.1米的石碑,分别刻有浑厚方重的正书大字“孔子诞生圣地”、“孟子诞生圣地”,映衬在绿荫花丛之中,令人仰慕,引人遐思。
关于此碑树立的时间、筹备过程、何人题词、书写等情况,在我跟张丕矩先生读书时就常听他讲述过,退休老教师王广照同志也知道一些具体情况,现将我们所了解的树碑前后过程及其他有关资料,粗略整理成文,供研究参考。
此碑原立在邹县旧火车站,即现在新火车站广场西北百余米处旧售票房的东南侧,面西并列,碑的四周原是一片开阔地,乘津浦线火车的来往旅客在车窗里即可看到。“文革”期间,此碑被原地推倒,幸未砸毁,仅孔子诞生碑的“诞”字中间稍有残缺。由县文管部门妥善管理,现保存完整。1987年3月4日,新火车站建成,由县政协提议,城乡建设委员会主办,将碑移至现址。
孔孟诞生碑,立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距今已有97年了。当时筹办树碑的人,是邹县教育会会长张丕矩先生。张丕矩（1877-1965)字季方,清庠生,曾任邹县劝学所所长、教育会长,主持过孔教会、万国道德会、崇孟学社等,解放后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博学多识,处事公正,不畏权势。
民国二年（1913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中外人士来邹旅游者日益增多。先生有鉴于此,纂辑了《邹县地理志》一书,以供来游者观览。然而,尚不能使凡过邹之旅客尽知邹县为文明古邦,乃酝酿树立孔孟诞生碑于火车站下,“以表明邹县为孔孟发祥之地,俾来往过客经此触目兴景仰之思”(再版《邹县地理志》语)。而立碑之事,又谈何容易。
当时正值军阀混战,政教不兴,灾患频起,民不聊生,当权者不予拨款,无力办此义举。为达此目的,先生乃拟集资捐款,当时,曾向阎锡山、傅作义等二十余人发出捐帖，但多数置之不理。于是他亲自奔走,劝说疾呼,最后还是本地和邻县知名人士、工商业者慷慨解囊，积七、八年之久，方集腋成裘。其捐款名氏刻于两碑的侧面。
碑文原是请中国孔教会总会长、书法家康有为书写的。康曾来邹拜谒孟庙,张丕矩先生当时在劝学所（相当于现在教育局)任职,主持邹县孔教会,陪康游览、介绍邹县名胜古迹,提出准备树立孔孟诞生碑之事,并请求康书写碑文,康立即表示赞同,俟后即邮来亲笔题字。立碑时由于碑身高大,康的字体瘦小,与碑身不相称,恐刻上不醒目,于是又商定邀请兖州的王景禧书写。
王景禧(1867—1932)字燕泉,号石荪,系清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山东咨议局副议长、中央教育会会员,清政府曾派往日本考察教育。民国靳云鹏任内阁总理时期,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是孟子七十四代嫡孙孟繁骥先生的岳父。先生少年时期,“诗文书法的基本功已臻佳景”（《兖州文史资料》语)。大家认为由王翰林书写也是大手笔了。所以现在的碑文是王景禧先生亲书。
两碑同载“孔子降生二千四百七十五年”。孟子诞生碑似乎应载孟子降生时间(孟子生年,古今多有推断,较为可信应在周列王四年,即公元前372年),殊不知立碑者意思并非书明孔孟诞生之年,而是用孔子降生时间为纪元,记载的是立碑的时间。“孔子降生二千四百七十五年甲子”,正是上一个甲子年,当为公元1924年。
清末民初,我国曾有三种纪元法,一是用黄帝纪元法，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通电各省，就是采用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一是孔子降生年纪元法,如上所述:再就是现在我国和世界多数国家采用的公元纪元法。以孔子降生年为纪元,当然含有尊孔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