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源头，自先秦以来，长期被认为是川江支流岷江，源自岷山（古称蜀山），而这似乎是大禹治水时的认知结论。《尚书·禹贡》云：“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山海经·中山经》云：“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战国荀况《荀子·子道》、东晋郭璞《江赋》亦持此说。《汉书·地理志》云，越嶲郡遂久县有“绳水，出徼外，东至僰道入江，过郡二，行千四百里”。僰道即宜宾，绳水即金沙江。这说明国人早就知道金沙江的存在。绳水亦称泸水，因而诸葛亮《出师表》云：“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当时的绳水多为不毛之地，沿途散落一些村寨，而村民为自川北南迁的古羌人，被中原称为西南夷。古羌人最初生活于青藏高原专事射猎、田畜（后来藏族崛起，于唐代建立吐蕃王朝，于五代时期分为吐蕃诸部，其中格萨尔王建立岭国，东境靠近川滇金沙江上游，被后世传唱为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尚书·禹贡》云：“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郑玄注曰：“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西戎是周朝中原对“披发左衽”的西方诸部落的统称，而秦汉以后特指氐羌诸部。西戎其中一支后迁至川西北，与雅砻江、岷江一带的蜀山氏结邻（蜀山氏应为炎帝部落的一部分，留守西川），而后者在岷江上游建立了古蜀国，创造了三星堆文明。《尚书·牧誓》载，武王伐纣时，“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八国协同作战。陈梦家《商代地理小记》认为：“此八国见于卜辞者有蜀、羌、微、濮四国，皆殷之敌国。当时地望已无可考，大约皆在殷之西北、西南。”这支古羌人发展缓慢，不敌古蜀国、古巴国，分支继续南移，到了绳水一带，演变为纳西族人，且止步于隋唐南诏国的北境。唐代樊绰《蛮书》记载，隋唐时期，绳水一带村寨较多，且中游出现三赕城，也即丽江古城的最早雏形，归越嶲郡，纳西族土司管辖，且通过一些茶马古道与附近村寨和域外保持往来。到了宋代，这里归大理国管辖，但关系松散，因而迅速被忽必烈攻占。金沙江之名始于元代。《元史·地理志》云：“丽江路军民宣抚司，路因江为名，谓金沙江出沙金，故云。源出土蕃界。今丽江即古丽水，两汉至隋、唐皆为越嶲郡西徼地。”元初，为攻灭南宋，忽必烈与兀良合台合谋，分兵两路，长途奔袭，设计攻灭南宋西南后方大理国，先期攻占丽江，用革囊、长绳和竹筏，在丽江古城附近渡过金沙江南下，留下“元跨革囊”的典故。此外，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也……又东北至僰道县，入于江”，“岷山在蜀郡氏道县，大江所出，东南过其县北”。他探查到金沙江的支流若水，也即雅砻江，源于邛崃山脉。其实再往上勘察，雅砻江源于巴颜喀拉山南麓，以致后世有人沿袭溯源，将巴颜喀拉山当作长江源头。由此可见，郦道元拓展了长江源头的探索，但囿于传统认知和现实条件，依然坚持“岷山说”。
元末明初杨基原籍西蜀乐山，其《长江万里图》云：“我家岷山更西住，正是岷江发源处。三巴春霁雪初消，百折千回向东去。江水东流万里长，人今漂泊尚他乡。烟波草色时牵恨，风雨猿声欲断肠。”明初，傅友德、沐英、蓝玉平定云贵地区，实行兵屯，设置金沙江堡，兼具驿站作用，使得金沙江得到一定开发，来往商船逐渐多了起来。明代中期，生于西蜀锦城的文状元杨慎，因“大礼议事件”被贬至滇南永昌卫，其《宿金沙江》云：“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他可能是继诸葛亮之后第二个到达金沙江的著名文人，依然将金沙江看作是长江的支流。到了清代，诗人杨瑛《金江晚渡》云：“金江渡水浩无边，过客停车欲济川。最是晚来堪画处，隔江争唤渡人船。”黄恩锡《澜沧杂忆词》云：“金沙三面抱江流，春水晴波好泛舟。衔钓鲈鱼新出水，提壶人上倚江楼。”可以看出，后世的诗作大多受到杨慎的影响，而且这一带具有地理环境的独特性，特别适合隐居。西汉扬雄是西蜀籍的著名学者，被誉为“西道孔子”和“学圣”，比一般作家更具理性探究精神，但是人各有志，不可强求。他对于西蜀历史文化的主要贡献，是撰写《蜀王本纪》（可惜原文失传，后世只有辑录且疑遭篡改的版本）；其主要动因应是司马迁《史记》里，对于巴蜀记载甚少（唐代司马贞亦作《三皇本纪》，置于《史记·五帝本纪》之前）。据《史记》载，“司马相如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汉武帝为征服西南诸夷，特派西蜀辞赋家司马相如担任外交官，出使西南边关，到达沫水、若水，即今大渡河、雅砻江，分别是岷江、金沙江的最大支流。但是其《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并未提及长江源头之事。与“岷山说”同脉的，是峨眉山等岷江上游所在崇山峻岭。唐代李白生于西蜀绵阳，其《蜀道难》约略涉及此说：“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其《峨眉山月歌》亦云：“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北宋苏轼生于西蜀眉山，写有诸多留恋故里的诗词，鲜有瑰丽雄奇的想象，多有沉潜闲逸的思索。其《游金山寺》云：“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其《临皋闲题》亦云：“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李白、苏轼等西蜀籍文人忙于发展个人事业，对长江源头的“蜀山说”深信不疑，且出于对于故乡的热爱，缺乏进一步的质疑和探索。川西、滇北一带多属无人区，“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明初洪武年间，金陵天界寺高僧宗泐（著名弟子道衍即姚广孝，对其影响甚大），奉旨率团队沿着古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出使西域求经，“涉流沙，度葱岭，遍游西天，通诚佛域”，经时五年，“往返十有四万余程”。他去时，作诗《度关陇》《陇头水》。五年后返回时，他由尼泊尔入境，走唐代以来的唐蕃古道，作诗《望昆仑》《望河源》，其《望昆仑》说：“汉使穷河源，要领殊未得。遂令西戎子，千古笑中国。”也即他途经河源地区，遥望昆仑山，在众人的参与讨论下，对黄河源头有所发现。《山海经·西山经》云：“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无达。”《尔雅·释水》云：“河出昆仑虚，色白。”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报告黄河发源地是葱岭于阗一带，而今昆仑山的塔里木河为其主要支流。这便导致了河源说、昆仑说的混乱，于是有了东昆仑山、西昆仑山的说法。宗泐作《望河源并序》，于小序中道：“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黄河为抹处……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犛牛河，东北之水是为河源。”抹必力赤巴山即巴颜喀拉山，犛牛河（牦牛河）即通天河。由此可见，宗泐利用途径唐蕃古道之机发现了黄河源头，无意中也发现了长江源头，而且他自己当时并未意识到这点，捎带提及河源附近的河流，类似哥伦布西渡大西洋寻找印度，无意中发现了中美洲。这便是后世关于长江、黄河“同源说”的最早依据之一。他捎带提及的应为通天河的支流，但是他至少发现了金沙江之上的通天河，为此后的探索提供了路径。晚明崇祯年间，地理学家徐霞客“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经实地勘察，写出《江源考》，认为“按其发源，河自昆仑之北，江亦自昆仑之南，其远亦同也”，“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他指出金沙江应该比岷江长一倍，因而金沙江才是长江源头。他还富有预见，指出“江源从无问津，故仅宗其近”，意即他只探源至金沙江，离青海玉树尚远，因而金沙江之上的源流，肯定还很长远。这里需要插叙昆仑山古今差异的话题，即古代昆仑山指巴颜喀拉山（古代中原人称之昆仑山，当地人称之抹必力赤巴山；宗泐两首诗称呼的变化，亦可窥见一斑），而现代昆仑山指昆仑山脉。最近，河源地区青海果洛州玛多县扎陵湖惊现“尕日塘秦刻石”，大意为：“秦始皇卅七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方士，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再行约一百五十里”（原文三十七字与始皇三十七年暗合），便可抵达附近西王母所在的昆仑山，即今巴颜喀拉山。秦始皇晚年多方祈求长生不老药，一是派徐福带人去东海的蓬莱仙山，二是派“五大夫翳”带人去西海的昆仑仙山。《山海经·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这块秦刻石被认为是“中原王朝开发青藏高原地区的最早确切历史记载”，而且印证了秦始皇采药和古昆仑山地望的问题。
由此可见，徐霞客并未摆脱长江、黄河“同源说”的历史认知，认为皆同出昆仑山，但是凭借水量、流速等要素，他断定金沙江是长江正源。“五大夫翳”所走的路线应为后来的唐蕃古道，为古羌人翻越秦岭、通往关中的必经之路，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的众多羌人部落。尕日塘藏语是“往来歇息之平地”，表明这里是行者、牧民临时停留扎寨的“服务区”，而且附近发现有古城遗址、祭祀遗址、墓葬群，还有夏商周以降直至近代的诸多文物遗存。换句话说，尕日塘是羌人、秦人设立于羌中地区的一处驿站，正因为有驿道，求药使团才会乘车经过。《后汉书·西羌传》载，秦国自秦穆公始对西邻羌人（西戎、西羌）多次开展大规模战争，迫使其迁徙四散，至秦孝公时，“威服羌戎”，除了建立驿道，还对羌人推行“臣邦制”，保留其部落酋长制（在郡县制之外），实行间接统治。《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朝疆域西至“临洮、羌中”，设护羌校尉等职予以管理，表明羌中地区依然属秦朝势力范围。西汉桓宽《盐铁论·诛秦篇》云，秦王嬴政并天下后，“立帝号，朝四夷”。“五大夫翳”手持大秦令牌、文书，可以保障使团沿路安全顺利，但是秦始皇于当年七月病逝，国内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群方士到了有瑶池、阆苑、玉虚宫的昆仑山，无论采到仙草、求到仙药与否，应该带着巨额的专项经费逃之夭夭了。这段历史未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只怪秦始皇相信、派遣的求药人太多了。唐蕃古道即以秦蕃古道为基础，自长安至拉萨，途径陕西、甘肃、青海（在西宁西南而下）、西藏，全长3000公里，是唐代文成公主和亲的必经之路，且必定经过“万里长江第一渡”的通天河渡口，使用古老的牛皮筏子渡河（1963年通天河大桥建成）。唐代以来，这里走过很多官员、僧侣、商人、军士、农民、盗匪，仅唐蕃使臣相互往来就多达142次，因无地理学的兴趣，更不会沿着通天河上下探索，未能指出这里是长江源头。只有明初高僧宗泐做了大胆猜测，尽管“要领殊未得”，而且未能继续追踪他所走过的犛牛河（通天河），上下究竟流向何处。我们不可苛求这位颇具地理兴趣和诗歌才情的高僧。《徐霞客游记》现存60余万字，而《滇游日记》多达25万字，足见生于长江末端江阴的徐霞客，有着强烈的“长江之子”的情怀，有志于弄清长江首端的源头问题。他特别撰写《江源考》并感慨说：“生长其地者，望洋击楫，知其大不知其远；溯流穷源，知其远者，亦以为发源岷山而已。”徐霞客当时在丽江土司木增的邀请下，到达丽江府和玉龙雪山，停留16天，原打算继续前往西北的忠甸，也即今迪庆州首府香格里拉，但是因金沙江沿路多属无人区，盗匪众多，未能成行。此时节，他“两足俱废”，只能依仗篮舆出行，更不可能自由随意（《宋书·隐逸传·陶潜》亦云：“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轝篮舆。”）。云滇忠甸距离青海玉树尚有一倍路程，他更不可能有缘见到通天河。但是，他探查和预测的地理方向是正确的，金沙江上游的某个区域，正是长江源头的所在区域。后世证明，那里是唐古拉山脉主峰的各拉丹冬雪山。
清代康熙五十七年（1718），康熙帝在制作《康熙皇舆全览图》时，派三人小组“往绘西海、西藏舆图”，对长江上源的山系实地勘察，在地图中绘出通天河、木鲁乌苏河（金沙江上游）等河流，寻迹至唐古拉山脉，但未能找到长江正源，只说“江源如帚，分散甚阔”。乾隆二十六年（1761），礼部侍郎齐召南写成《水道提纲》，指出当曲、楚玛尔河等河流是金沙江的源流。他素来精于舆地之学，是清代著名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博物学家。建国后，为修建三峡大坝，有关人员曾经研究长江源头，进展不大。1976年，一支由28人组成的长江源头考察队，经过两个月的勘察，确认长江的正源是唐古拉山的沱沱河。至此，沱沱河、当曲、楚玛尔河被后世称为“长江三源”，且引起不同意见，各执一词。1986年，中科院一批地理专家组团对长江源区部分河流进行勘测，发现当曲与沱沱河相比较，前者在长度、流量、流域面积、水系发育等方面明显占有优势，认为当曲应为长江正源（这种思维正是徐霞客式的思维，他比较长江与黄河，预测长江应该更长，绝不止步于金沙江）。2000年，中科院遥感所刘少创利用卫星遥感影像对长江源区的当曲和沱沱河的长度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当曲的长度是360.8公里，沱沱河的长度是357.6公里。他接着赴长江源区考察，在唐古拉山东端北麓找到当曲源头，隶属青海玉树杂多县结多乡。从源头算起，长江总长度是6236公里，是中国最长的河流，是世界第三长河，仅次于非洲尼罗河和南美洲亚马逊河。随着江源地区冰山冰盖的持续融化，长江源头的长度还会逐渐增加。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三江源高寒地带（长江、黄河、澜沧江），是一片广袤的无人区，又是众多野生动物的乐园，野生植被植物、地质地理景观别有洞天。那里建有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成为一些户外探险者、民间科考者的天堂。
到了现当代，随着人口增殖、科技探测、西南抗战，金沙江一带得到更多的开发与利用。友人深情回忆：“说到金沙江的水上运输，那可是八十年代的一大交通命脉啊。那时候，沿江的航运公司可不少，光是木船和机动船就有上百只。红卫22号、屏航4号、绥航2号这些客轮，简直是江上的老熟人。红卫22号和绥航2号在金沙江上可是有两段行程：从宜宾开往新市。绥航2号早上八点从新市出发，十点左右就能到达屏山绥江码头。上船后，午餐时间就开始卖票了，五角钱一碗，有回锅肉、炒呛白菜，味道真不错。下午两点左右，船就到了宜宾，停靠南门童观码头。那时候的码头还挺热闹，大家纷纷下船，有的去逛街，有的去办事。”新世纪以后，金沙江下游的向家坝、溪洛渡、乌东德、白鹤滩等四大水电站相继建成（后三者名列世界前十，而三峡水电站位居世界第一），不仅利用水流生产大量水电，还利用库区运输大量货物。随着金沙江航运条件的改善，这里成为新的居住区和旅游区，而且两岸的悬崖峭壁亦被开发出来，成为登山爱好者的热点，而其惊险刺激的程度，绝对不输神女峰、龙脊山山顶的游步道。西蜀航务海事中心介绍说：“随着电站的建成蓄水，金沙江下游的许多碍航险滩被淹没，从而形成了长达768公里的深水库区航道，这一变化对航运来说立竿见影。”截至目前，金沙江中上游已建和在建的水电站达到二十三座。长江干流的水电站主要集中于金沙江段，是中国最大的水电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