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价位与论迹论心
引子:论心不论迹,论迹家贫无孝子;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好人。
中午看了CCTV2的《经济与法》,说的是一个人丢了8万块钱,在广播中声明,有人捡到后归还的,给3到4万的酬金。结果有人归还了5万,扣下了3万。然后失主夫妇到派出所报案。然后派出所让拾金者到派出所接受调查。于是失拾双方开始了辩论。然后交通广播、CCTV2介入,于是听众观众也开始辩论。最终这件事情引起了电视机前我与一位朋友的激烈辩论。首先,我们都认为失拾双方都有不对的地方(假如拾金者拒不归还那3万块钱,还有可能触犯刑法。);但我更集中火力“攻击”失主,而朋友相反。
首先,我认为失主的心态有问题,本来是-8万的,现在变成了-3万,得+5万,收益还不错。人家要是一分不还,你又能怎样呢?
其次,失主如果起诉拾金者,法院如果再判拾金者全部归还。这将对今后别的失主不公平,增加他们找回财物的难度。因为他们有可能愿意给拾金者一定的酬金,以得到丢失财物的一部分,比如U盘里的数据。
最后,失主在声明中就不应该说一个明确的数字或者说大话。可以写个重谢之类的,留有余地;但既然说了,就应该兑现。节目中,失主说,“我不是为钱,我是为他的截留讨个说法,他应该把钱给我,然后我再给他。”而我的朋友也持相同看法,认为你不先把钱给我,那就是不信任我,默认为我不会履约,怀疑我的人品。但是猎头老赵却认为,既然是你许诺的酬金,那为什么非得多倒一道手,费那个事?
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问题,一是心理价位的问题;二是论迹与论心的问题。先说第一个。
这个问题很简单,假如,拾金者只扣下了100块钱,失主还会费那个事跑到派出所讨说法吗?假如我们来依次增加砝码,500、1000、5000、8000、1万、2万、3万……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心理底线。所以,这不是个先还钱还是先扣钱的程序问题,而是量的问题,心理价位的问题,也即是一个可接受的范围的问题。在人类社会中,心理价位,普遍存在于交易双方。小到菜市场买菜;大到党派间、参众两院间、议会与总统间、安理会各成员国间的讨价还价;中到求职谈薪、商业报价、公司并购……
推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不是由提供者自己决定的,(除非刀架在脖子上,让别人买你东西;(胆大的架在别人脖子上,胆小的架在自己脖子上,哈哈。)又或者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也就是垄断。)宏观上,价格是由经济形势和行业情况决定的;微观上,每次具体交易的价格,是由交易双方讨价还价决定的。所以人们需要做好两点,一是搞清对方的心理价位;二是要会讨价还价。(比如,求职者应聘某公司某职位之前,可以跟猎头老赵聊聊,问问目前该行业该职位的行情、用人单位心理价位、以及薪水谈判的技巧)。
第二个问题就复杂得多了,中国文化向来是喜欢“诛心”的,也就是揭露、指责人的思想或用心,而行为或事实却排在其次。就如同节目中讨说法的失主:你不把钱先给我,就是不信任我,就是怀疑我的人品。一旦把问题上升到信任、人品、道德高度,对方就矮了半截,就要面临文化的压力。因为孔孟是宣扬性善论的,人之初,是性本善的。谁要是首先怀疑别人的善,那说明他自己被恶玷污了、变恶了,这压力可是一般人承受不起的。所以,节目中,拾金者一出现,失主就掩盖了被老婆逼着来报案索钱的目的。不是要钱了,只是要讨个说法: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你为什么怀疑我不会给你酬金,为什么怀疑我的人品?一旦把自己放在性善的大旗下,而把对方放在性恶的阵地上,那就稳操胜券了。
至于人性是本善还是本恶,还是亦善亦恶,还是不善不恶,这是哲学家研究的范畴,估计一直要争论到人类消亡的时候才消停。(因为据说,任何事物都有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宇宙如此,人不例外。)如果谁要研究这个问题,那估计也得从人之初研究到人之老去,而无所得。猎头老赵认为咱不整这没用的,咱研究点儿对日常生活有用的东西。
前面提到,我们的传统是喜欢“论心”,也即是更关注人的思想或动机。然而人的思想和动机,又是不好测量的。因为,你又不是他,你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有没可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又有没可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所以,光“论心”是不够的,还需要“论迹”。迹,就是痕迹、行为、事实。一般来说,心是内在,迹是表现,迹随心动。但由于各种各样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心迹不一的现象大量存在,有善意的,也有恶意的。所以要明了一个人的心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么,既然人心“难测”、心迹不一,在日常交往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去弄清楚每个人的心迹。“论心不论迹,论迹家贫无孝子;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好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只需关注与我们关系密切的人的心就行了,猎头老赵认为这个范围应是以自我为圆心,以血缘和亲密程度为半径,向外辐射,首先是亲人、家人、爱人,然后是亲戚朋友,然后是熟人,再一层层扩开。随着一层层的外扩,标准也逐渐由论心到论迹。但是,往往很多时候,人们分不清或者故意不分清内还是外、论心还是论迹,而这正是各种问题产生或者产生各种问题的根源。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要分清内外,坚守界限。不苛求别人;也不要苛求自己;更不能搞双重标准。现实生活中有一些“聪明人”擅长搞这样的双重标准,他首先营造一派其乐融融的和谐景象,无微不至、称兄道弟,他对你是用“心”的,然而你对他要用“迹”来回报。
而真正要你“心”的人,是不在乎你的“迹”的。比如父母、孩子、爱人和兄弟姐妹。在这些人之间发生的是不同质不对等交换,一方(例如子)付出甚至不付出“心”,另一方(例如亲)付出“心”和“迹”;反之,不然。而一旦突破这个范围,就只能进行同质交换了,心对心,迹对迹;否则,就容易僭越范围,产生双重标准。越往外层,“心”是越不重要的,因为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研究你的“心”,最后就只剩下迹对迹的同质对等交换了。由此可以看出,节目中的失主把自己置于道德高位,要拾金者一个陌生人无条件负起信任的义务,这实在是强人所难。陌生人之间,应该是论迹不论心的,拾金者完全可以说:“你是我什么人,我就信任你?咱俩这是第一次见面吧?”
最外层的同质对等交换又突出的表现在商业活动中。这时,我们前面提过的心理价位就适用了,只要出价可接受,一切好商量;出价不可接受,那就只能Friend is friend, Business is business了。这就是等价(心理价位或心理价格,由交易双方共同决定)交换。而在讨论最内层的时候,心理价位是失效的。因为进行的是不同质不对等交换,所以也就无所谓心理价位,或者说心理价位是无穷大或者无穷小。
在特殊情况下,心理价位也有可能在最内层以外的地方失效。例如,地震中的超出最内层关系的以命换命的感人事迹。但一旦失去这个极端外在条件,回到日常生活中来,绝大部分人依然遵循以上“定律”。所以,我们赞美高尚,又不能苛求别人高尚。
随想:
以往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像西欧那样充分发展的原因时,讲了很多,有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 、有自耕农为主的封建土地制度、有四面山海的地理特点及重农抑商传统、有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传统、有蛮族入侵的历史际遇(蒙古和满洲)。但是我觉得至少还应该有一点, 那就是西周以来的宗法思想。
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是西周塑造的,具体的说,是周公塑造的。西周宗法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经济上的井田制、政治上的嫡长子继承制和分封制、意识形态上的三纲五常(那时候还只是雏形)为保障,把整个国变成一个家。家国不分,家即是国,国即是家。整个国家,从而整个社会的结构就是一个大家庭。
王的嫡长子是王,其他子是诸侯;诸侯的嫡长子是诸侯,其他子是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长子是卿大夫,其他子是士;士的嫡长子是士,其他子就是平民了。然后再把每一级的土地不断细分,分给他们,他们的子孙就以这些地名为氏。(所以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追溯到夏商周,直到炎黄二帝。炎黄子孙,是有学术根据的。)王的子孙可以这样安排,那么功臣和同盟者怎么办呢?那就靠裙带关系,通过联姻,成为甥舅,分封为诸侯,也纳入宗法关系。总之,还是血缘关系。周公之所以是圣人,就在于他洞穿人性,周朝的血缘关系比夏朝、商朝的同盟关系牢靠得多;还有一点,那就是通过这么一层层的分封,诸侯的力量就分散了,不能对抗中央。另外在分封地图上,把前朝的、血缘关系远的、不放心的诸侯放在放心诸侯的包围圈里,或者用放心诸侯隔断之,使之不能相连;对于威胁最大的殷人的上层份子"殷顽",则直接从殷人中迁徙出来,征发去周王王城旁边,建一座成周城,然后派军队驻扎监视。井田制、分封制、再加上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确保了周朝800年的国祚。
周的历史800年,宗法观念、家族观念已深深的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里。因为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炎黄的后代(很多少数民族也是,或为了入主中原而宣称是炎黄后裔),而且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从炎黄至今四千多年,从未中断,这在世界上是唯一的。而很多老外往上推300或500年,就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了。所以在中国,陌生人之间是可以称兄道弟的,你叫一声大哥,他必回你一句兄弟,距离一下就拉近了。如果你叫某人先生、女士,立马生份起来。作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来说,这当然好。但是一家子之间,也有个问题,那就是不好谈钱,因为你对这个家庭有义务。而不谈钱,就不能发挥货币的杠杆力量,商品经济,从而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无从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