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记忆：看电影
文/司马喆
我的童年时代，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生活在尘土飞扬，绿树成阴的乡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看露天电影。
我们人和村里有三个生产队，分四个大，东头路北与后街我们叫一队，东头路南和整个中部叫二队，西头和斜路西南叫三队。
那时放电影一般在大队院里或二队的小工厂的院子里进行。
我们大队，也叫大队院。过去，据说是大土匪司令李习龄的宅院，有着五六座房几十间，最奇怪的是堂屋，西山墙上有个门，山墙很厚，里面是中空的，沿着台阶走下去，下面是长长的地道洞和一个大房间，里面能藏上百号人，老人们传说是李司令部。在这个大院子里面有着大队部、图书室、阅览室、团支部、广播室、卫生室、供销社、兽医站等，所以那里很热闹，一到晚上，就成了全村人的活动中心。
位于大队院对面，村大街路南有个有大大木头门的大院子，院子是二队的集体财产，里面有小工厂院。曾经制造加工过许多汽车零件呢。里面有仓库、碾米房(我家开的)。
演电影，有时在大队院，在时在小工厂院里演。在一队是在东头路北我大伯家的屋后面演。在大道上演，离我家也不远。在三队是在圪垱下奶奶前空地演。这时，我会骑在所有的大墙上就能看电影。
由于父亲拿着大队部广播室的钥匙，放影员就会来找我父亲，电影箱子有几次就放在我家里，半大小子和半大姑娘都到我家来看热闹，我感觉特别自豪。
每次来演电影，村子里都像炸开了锅，孩子们奔走相告，传播喜讯，来电影了，来电影了。问啥电影，马上说，是一个什么什么战斗片，一个什么什么武打片。有时还开玩笑说，白跑江山磨鞋底，站地望蓝天。那就是逗你玩。
我找上伙伴们，早早来到放电影的场地，兜里揣满热乎乎的刚炒出锅的瓜子、花生，有时也拿根黄瓜或揣几个柿子，占据一个有利位置，等待电影开演。
为了占据有利位置，有时拿个板凳，有时放块砖头、坯头、石头。如果来晚了，就得在后面看，在侧面看，或者在电影银幕的背面看，背面看，出现的字幕是反字，感觉还是挺别扭的。
电影开演了，嘈杂乱串的人群安静下来，高竹竿上的大喇叭传出声音，响亮的声音飘荡在小村上空。站在我家院子里就能听见，站在村头也能听见。有时不知道哪来演电影的信，偶然出屋，站在院子里，听见有广播喇叭的声音，循声去看看，发现正演电影，感觉意外的惊喜，一路奔向电影场地。
放映机放着亮光，哒哒地输送着胶片，一束光线穿越头顶上方的黑暗照射到银幕上，演绎着牵动人心的故事。
飞蛾蚊虫小朦也来凑乎热闹，在那束光里飞舞。微风送来姑娘们的烟粉味，香脂味，体香味，还有农人的汗味、烟草味，障子边的蒿草味以及树叶的香味。
大家挤挤擦擦，挨肩接踵，有坐地下的，有坐凳上的，有站着的，有骑树杈上的，有站马车上的，有坐柴草垛上的，有骑自行车来回得瑟的，淘气的孩子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撕疯。
那个年代上演的电影多是战争片，内战片，打鬼子片，后来兴起了武打片，《少林寺》《武当》《武林志》《黄河大决战》《三大战役》等深受孩子们喜爱。
每次看到那激烈的武打场面，我们都会热血沸腾，激动得全身颤抖。看完电影，嘿嘿哈哈舞枪弄棍的孩子不少，很快兴起了一股武术热。我还练过“八极拳”，踹过杨木桩呢，甚至幻想成为武林大侠。校园里的武斗事件也立时增加不少。这和武打片的上演有直接关系。
偶尔也演一些爱情片，大姑娘小媳妇们一边忍不住笑，一边嗔怪这演的啥玩艺呀，一边还津津有味地观看。有胆大的青年男女，早已经趁看电影的机会，躲在暗处谈起了恋爱。
有时一次演两个片子，走不远的人，又回来接着观看。
电影散场了，夜已经深了，人群再次嘈杂起来。有呼儿唤女的，有叫爹喊娘的，有人不断提醒注意脚下的路，沿着光溜的地方走。
人们像潮水般退去。一束束手电筒的光在黑夜中晃动，安静的村子立时沸腾起来，各家各户的灯依次亮起，开关木门的声音，鹅鸣狗叫的声音，还有远方的虫鸣蛙鼓、鹧鸪声声。
有时外出村看电影，那田野的气息会迎面扑来，一颗流星在夜空中灿然滑过，我奔向家的脚步有些急切，实在是困得睁不开眼睛。
如果哪一次错过了一场电影，便会懊丧得不行。第二天，听着别人眉飞色舞地讲述那电影中的情节，便感觉自己是世上最失落的人。想方设法也要跑到前村或后村去补看一场，但那里的人群比较陌生。偶尔会遇到一些顽劣青年寻衅滋事，因此不太敢靠前去看，只是远远地观看。
从杨延井村看电回来时，还要路过一片坟地，荆家坟，往往会吓得心惊胆战地，将自行车蹬得飞快，沿着一条白亮的线飞速前进。
如今，乡村电影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看电影已经成为非常容易的事，在家里看着超薄的液晶电视，或者用手机下载电影，随时都可以观看。如果上电影院观看，一张门票至少要30元到100元不等。但看电影的劲头已经没有那么足了，看电影的热闹劲也远远比不了当年。
如今，每当谈起童年往事，大家都对乡村那露天电影念念不忘，并且流露出无限的神往。那些露天看电影的经历犹如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让人如数家珍，让人留恋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