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一个中年女人跟儿子在店里争执起来。女人四十五左右，脸上沟壑纵横，极显衰老，头发努力想显出整齐的样子，可仍如冬日光秃的枝丫一般冒出来。儿子目测二十出头，浑身一团天真幼稚之气，但紧抿的嘴唇让人感到与其气质不符的严肃和某种轻蔑。两人争议焦点在于是否要买个一百多的随身听。她苦苦相求，表示家里用钱紧张。儿子吼叫得声嘶力竭，甚至挥拳相向。我的母亲问明情况后，巧言劝诫，很快化解了矛盾。
后来店里生意冷淡，母亲闲不住，出去找事做，最后竟阴差阳错到了那个女人的店里帮工。但干了不到半年，母亲就辞职了，说觉得太累了。
我听母亲说过，她在那边的工作无非是女人出门进货时帮忙看着东西，又或者招呼一下顾客。但由于小店的生意并不很好，因此平日其实颇清闲。
那年我正在上高二，那是一段心绪完全被一对对数字所操纵的时光。为了让自己的脑子不被那些可怕又冰冷的东西完全填满，我偶尔跟母亲通电话，吸收一些热烘烘的，更加具体的生活作为平衡。
从电话中，我一点一滴地知道了那个女人的故事。
她二十岁前就早早被父母安排嫁人，跟了一个普通的男人。男人婚后普通地染上了嫖娼和赌博的嗜好，很快让家里欠了一屁股债。婆婆和未出嫁的小姑子看她温顺沉静，常拿她撒气使唤。唯一一个宝贝儿子，天生暴烈狂躁，初中未毕业便辍学在家，说自己得了抑郁症。女人带他访遍心理医师，得到的答案却是儿子根本没病。为了不让天天高呼“我生病了，我想死啊”的儿子真的发生意外，女人只好把他养在家中。如今女人一边经营家里的副食店拼命还债，一边照顾“有病”的儿子。
然而母亲是个好管闲事的人。她去了女人店里后，与其说是帮忙看店，莫不如说是帮忙斗亲戚，训孩子。
辞职时，女人显得极难过，说活了几十年，如今才刚觉过得轻松一点，母亲走了，自己该怎么办？又说自己愿意多付些工资......
但母亲还是坚定地回绝了。
辞职后的一天晚上，母亲忽然主动给我打来电话。接通后，她开始絮絮叨叨地讲自己在女人店里的见闻。在众多混乱而零碎的描述中，我记住了下面这个片段：
女人的儿子愁眉苦脸地走到我母亲面前问：“我想谈恋爱了，为什么没有女生喜欢我呢？”
“你认真打扮下，多跟女孩子接触接触，会有的。”母亲轻飘飘地说。
“我觉得很烦躁。”
“那你不妨出去跑跑步。”
他点点头，转身跑走了。
在一旁清点货物的女人钦佩又困惑地问：“奇怪，他在你面前怎么不犯病呢？”
电话的最后，母亲说，自己不知道应不应该从女人店里辞职。沉默了一会儿，她又仿佛自言自语说，过去为帮女人而开心，现在却为帮女人而痛苦。
我看着面前四下无人的空旷长廊，没有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