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中国汉字传奇
18. 石鼓史籀侯马盟书
商周时代，铸在钟、鼎、兵器等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紧接着的春秋战国时代，刻在石鼓上的文字叫做石鼓文，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甲骨文、金文和石鼓文，到了秦代统称为大篆。自大篆始，书法史就成了中国文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石鼓文上的大篆始末，要从一位史官说起。相传在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年-前782年）有位史官名为籀（zhòu），籀有诵读、读书的意思，而他本来的姓氏是什么，在史书中没有记载，就以他的官名为姓来称呼他为史籀。史籀模仿仓颉“古文”，选择一些简单合用的字，经过自己改订后，为学童们编写了一套识字课本，名曰《史籀篇》（共十五篇）。原书四字一句，编成韵语，有2000余字，系当时厘定文字之著作。后人将史籀所书大篆谓之“籀文”。唐代书法家张怀瓘在他的《六体书论》中就曾写道：“大篆者，史籀造也。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为其嗣”，足见史籀所书籀文就是大篆的根本。
然而，既然是“相传”，对于《史籀篇》历史上也有不同的观点和争议。有学者认为“史籀”可能并非人名，《史籀篇》的成书时代也可能不在周宣王时期，因为《史籀篇》的原文早已失散，后世谁也没有见过原文。但为何有此书文字存世呢？皆因东汉“文宗字祖”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录有籀文223字，其句首即云“太史籀书”。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许慎的书里一窥籀文（及当时古文）的形态，如下列“箕”、“子”、“雷”等字。古文笔画比较少，但假借字较多；籀文笔画繁复，优点是字形容易区分。
現在可見的最接近史籀大篆且可靠的作品，為石鼓文，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作品，相传就是史籀所书。石鼓文又叫陈仓石鼓，它的发现地，正是西汉大将军韩信设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陈仓（今陕西宝鸡）。陈仓石鼓千年来命运多舛，其首次出现是唐代初期，一个牧羊人在凤翔陈仓山发现了这些怪异的花岗岩大石。百年后，为了躲避“安史之乱”跑到凤翔县的唐肃宗责令部下运往凤城之南。几个月后叛军到达凤翔，石鼓被仓促移至荒野掩埋起来。到了元和元年，地方官吏将它移到凤翔孔庙。九十多年后，李唐王朝爆发战乱，石鼓又被人盗走，从此失踪二百多年。靖康之变，石鼓因为鼓身填满黄金被士兵视为珍宝，金人把它运到燕京后，只是剔去了表面的黄金然后又将它丢弃在荒野。公元1234年，宋蒙联军攻破燕京，一个御史大夫发现了被遗弃的石鼓，而后元明清三个朝代它一直都保存在京城。抗日战争时期，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石鼓被迫南迁至四川峨眉，抗战胜利后辗转运回北京，直到现在陈列于故宫博物院宁寿宫。
石鼓共有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鼓形为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猎碣，以籀文分刻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原刻700多字，现多有磨灭，仅存472字。石鼓可称“中国第一古物”，具有极高的文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十面石鼓文分别是田车篇、吾车篇、汧殹篇、吾水篇、灵雨篇、吴人篇、銮车篇、马荐篇、乍原篇、而师篇，分别记述了秦国君主和公卿大夫的围猎、捕鱼、军事演练、祭祀活动、牧马业发展等，例如，吾车篇可以释读为：吾車既工，吾馬既同。吾車既好，吾馬既阜。君子員獵，員獵員游。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对于中国文字的意义在于，自石鼓文开始，“石”开始取代了“金”（至少是金石并用），开创了中国碑刻文字的先河。没有石鼓文，没有秦代的《峄山刻石》和《琅琊刻石》（秦始皇东巡，群臣颂德之辞，丞相李斯始以刻石）等，可能就没有汉碑的大兴，也没有后来的唐楷大碑了。
石鼓上所刻文章采用大篆书体，上承金文，下启小篆，其形体结构开始摆脱象形的拘束，打下了方块汉字的基础。石鼓大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西周后期文字的风格，但笔画更加工整匀称，线条化达到完美的程度，被历代书家视为临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清末康有为称赞它是“书家第一法则”。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
石鼓文是西周时期刻在石头上文字。1965年发现于山西的“侯马盟书”则是战国初期用毛笔写在玉石上的文字，既是中国最早的毛笔字，也是中国最早的合同。
侯马盟书的发现是几个学生“探宝”的结果。1965年12月，离侯马古城2.5公里处的秦村，侯马电厂基建施工正在进行中。曲沃农中的一批学生也在施工现场进行勤工俭学劳动。学生们在一个边角取土，发现土中埋压着一些薄薄的、大小不等的石片。出于好奇，学生们把捡到的石片都装进口袋。一位老师把拿到石片的学生叫到面前查看，只见石片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朱色文字，意识到这些石片是极其重要的文物。老师于是让学生们把所有石片上交，数了数，正好60件——这就是后来被编为第16号坑的第一批盟书，其中包括被编为3号、后来被郭沫若先生认为是整个侯马盟书总序的一件国宝级标本。
考古队立即进驻秦村，在40多个祭祀坑内出土了玉片和石片5000余件片，绝大多数为圭形，最长者32厘米，另有圆形及不规则形。可辨识文字的石片有656件，多则200余字，少则10余字。
山西侯马，古称新田，为晋国晚期的都城。正是在这里，韩、赵、魏三家分晋，结束了晋国的历史，揭开了战国七雄逐鹿中原的序幕。所以，郭沫若先生在看过侯马出土的朱书玉石片标本后，首次提出“侯马盟书”一词。他说：“这些玉片上的朱书文，是战国初期，赵敬侯章时的盟书，订于公元前386年，距今2352年。”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为了夺取霸主地位，经常通过盟誓活动约束文臣武将。盟书（又叫“载书”，有点像现在的合同文本）就是诸侯或大夫之间，向神盟誓时写在玉石上的约信文书。盟书通常1式2份，1份在盟府，1份则埋入地下，以示有神灵作证，不得反悔。
侯马盟书是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玉石片上，反映的是秦统一之前文字的风格，盟书上的文字属于大篆体系，多以朱笔书写，少数为墨笔。内容可分为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诅咒类和卜筮类等五大类。宗盟类为主，其中心內容是：每个兴盟人都要诚心效忠盟主，一致株杀已被驱逐在外的敌对勢力並不准其重返晋地。
由于侯马盟书并不是由固定的人书写，所以盟书上的字体也不尽相同，有的笔法厚重，有的笔法飘逸，呈现出各式各样的书写特点。由于当时文字没有统一，一个字出现多种写法的情况也很常见，例如在侯马盟书中就发现的“敢”字有92种写法，变化繁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