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之音，一代有一代之学。至少自先秦以降，莫不如是。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书中语

相较于《史说唐诗》，史仲文老师的《史说宋词》的内容要丰实得多。而“唐诗”与“宋词”相比，就其存续的时间而言，前者显然比后者长得多，而史老师对两者着笔用功的力道却走向悖反，是何原因，唯有史老师自己知道。就“唐诗”“宋词”的传承关系而言，宋词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继承了唐朝诗歌精华的同时，送宋朝的文人士子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进行突破创新，自成一体，促成宋词成为宋代文学标杆性的样式。

史老师用48万字的篇幅对宋词的沿革、体式、流派、作家等进行全方位地探寻。与一般的撰写宋词的学术著作不同，史老师有意避开“学院派”的严肃写作风格，以通俗浅近的文字、易于接受的语言进行“平民派”的书写，既有史的溯源，也有真知灼见的评论，更有别开生面、鞭辟入里的赏析。从全书的内容看，除了主体部分七章——百代青宋，独擅者风流；宋词的立业期；宋词的昌盛期；宋词的过渡期；宋词的狂放期；宋词的精进期；宋词的收束期，还有一篇张平仁对该书的评论——《平民阅读，创见迭出》和自序。单以主体部分谈及的内容看，史老师显然是以宋词本身发展经历的阶段为主线串连全部。

一种文学样式从“出生”到“成长”再到“成熟”直至“式微”受制于多种因素，有外在的、有自身的，宋词也不例外。从词的溯源看，其产于唐代初探，经五代积蓄到南唐登大雅之堂，直至两宋的鼎盛。在时间的沿革中，随着词从民间俚语到正统文学身份的华丽蜕变，在诗歌创作无法翻越唐朝高山的残酷现实面前，文人士子只能精耕细作于词的创作。从书写内容和表达的情感看，诗歌的视角更多是投向世界的，尽管诗人用诗家语独抒性灵，但是多是从自我的视角抒写自己与社会、与国家、与时代的关系。把对江山社稷和黎民苍生的观照作为诗歌情感的着力点，从境界上看就有了大视野、大气象；而词相较于诗歌，它更多是词人借以抒发个体生命的情绪感怀，把对生命本体的观照作为词作寄托情志的着力点。这样，从境界上看，它与唐诗比就稍逊一筹。“如果用一个字表现唐诗，那就是——大；如果用两个字表现唐诗，那就是——正大；如果用三个字表现唐诗，那就是——气象大；如果用四个字表现唐诗，那就是——精深博大。宋词最突出的特点不是大而是美，用一个字表示就是-，美；用两个字表示就是——殊美；用三个字表示就是——色彩美；用四个字表示就是——美轮美奂。”但是从“文学就是人学”的标准看，词更接地气，更具人间烟火气。（这种比较只是以某一个标准为参照，并非全面性的。故此，所得结论自有值得商榷之处。）

言归正传，回到史老师的《史说宋词》一书中。从全书书写的体例、言说的方式和“说宋词”关注的点看，史老师对宋词的“说”不是“就词论词”式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孤立与片面，而是尽可能放在二维或三维的时空场域进行探讨。正是如此，不论是对词人的了解，还是对词作的欣赏，亦或是对词人所处时代的认识，都不是单一平面化的，而是立体丰富多元的。纵观史老师“说宋词”采取的思路，比较——自比、纵比和横比——几乎贯穿全部。同体——词本身——的比较、异体——词与诗歌、同一词人不同风格、不同词人不同风格、不同词人相同风格——的比较，正是这种多样化的对比，我们才能较为全面立体地了解不同阶段词人、词作的风貌。在史老师看来，要成为一个词人，起码要把“讲人、讲情、讲艺”三者有机融入到创作中。就是说，词人创作首先要把对人的生命本体的观照放到主要的位置。有了人的存在，就有了生命的气息，随之就有了爱恨情愁的观照。而要把复杂的情思表现出来，不是简单的文字缀连就可以完成。不同的词人、不同风格的词作，不论是小令，还是慢词；不管是豪放词，还是婉约词，它们都表现出不同的韵致，都蕴涵丰富的意蕴。之所以呈现“百花齐放”的繁盛，离不开词人匠心独运的技艺的运用。“作为一个词人，既要讲‘人’，又要讲‘情’，还要讲‘艺’，情是人之所化，艺是情之所化；艺为情之所用，情为人之所用；又人为情之所动，情为艺之所动；终于人而情，情而艺，艺而人，有机融合，如糖入水，达到三位一体的极高境界。”

很显然，抓住了关键处，就意味着牵住了问题的“牛鼻子”。史老师从“人、情、艺”的角度“说宋词”，不仅“有法可依”，读者阅读作品时也就“有章可循”了。如前所述，史老师的这部作品有别于“学院派”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严肃性的探源，而是“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自成一家。从史老师在书中“序言”所说可知，史老师把宋词作为研究和书写的对象时，是怀着敬畏之心进行的。简而言之，史老师的整部书承载着他的几大心愿：写史重在写人。“无人何以有文，无人何以有史，无人何以有论。”正是有了这样的定位，所以史老师沿着宋词沿革的轨迹“说”时，始终把词人放在关键的位置，对词人的生平遭际、在词作方面取得的成就、一以贯之艺术风格的坚守等进行粗线条的梳理，这样对于理解词人所著之词因寄所托的探寻就不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了。“我写词史，词人是一个重点。我希望我笔下的词人，个个都是鲜活的；我希望能和他们对话，也希望我的亲爱的读者读这本书时，能看到一个个历史人物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你们面前。”写人还要写史。“史”不是静态点状的，而是动态过程性的，词的发展也是如此。自词成为正统之后，两宋词的发展与沿革经历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过程。各个阶段涌现不同的词人，他们在进行自我书写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推动词向前发展。按照史老师的研究，他认为宋词的发展表现在“五变”——“柳永的词体之变；苏东坡的词格之变；周邦彦的词艺之变；辛弃疾的词事之变；姜夔的词技之变。”就是说，这五位词坛巨擘在宋词的发展变革中起到无人可及的作用。写人写史还要写美。不论从体式（词牌多样、小中漫多体），还是用语（生活化的用语），亦或是抒写情性（闺怨情思、壮志未酬、家国情怀），宋词都是“美文”。正是秉持这三个心愿，史老师在宋词的历史长河中“思接千载，心游万仞”，书写的文章才饱含深情、富含温度与质感。

《史说宋词》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值得不值得品读，“一千个读者，一千种看法与结论”。信不信，唯有自己展读时才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