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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

与在新都国时一样，回到长安的王莽仍然闭门不出。他已四十五岁，在汉朝已属老人；刘欣才二十几岁，年富力强。以当时情形推测，王莽会死在刘欣前面，重返政坛的希望渺茫。因此，很难想象此时王莽有当天子的念想。

刘欣死后，外戚们迎来新一轮动荡。刘欣生前没有给予傅、丁两家的男性外戚以足够大的权力，只给了他们爵位的尊荣。王莽迅速接管朝廷后，宫廷内外的赵、傅、丁三家外戚权力化为乌有，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王莽重提赵氏姐妹残害汉成帝子嗣的旧事，由王政君下诏说她“悖天犯祖，无为天下母之义”，褫去皇太后尊号，称为孝成皇后，徙居北宫。这个惩罚乍看不太重，实则是废除赵飞燕名义上汉哀帝母亲的资格，好比剥夺她的一部分“政治权利”。

从汉元帝初年王政君被立为皇后，到汉成帝时期王凤当大司马，再到王莽成为权势远超王凤的“安汉公”、摄皇帝，历时近五十年，除了汉哀帝的短暂崛起，王氏家族已彻底压倒刘氏皇族，刘氏再无实力夺回政权。但是，王氏家族的胜利首先是西汉外戚传统的胜利，若没有外戚辅佐皇帝执政的合法制度性安排和惯例，而是如后世宋、明、清那样刻意防止外戚掌权，王政君活得再久，王氏家族的胜利也非常渺茫。

那么，只有在外戚传统的基础上想象一种新的可能，譬如“居摄”，才能最终将王氏家族推向权力的极致。这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头脑风暴，而是在西汉中后期一浪又一浪的灾异推动下，在经学的精密论证下，朝野诸人对“汉朝往何处去”的共同想象。

王莽恨不能把汉哀帝从汉帝的世系里抹去，箕子和汉哀帝是兄弟辈，但王莽指认箕子继承的仍然是汉成帝的皇位而不是汉哀帝，所以，箕子是“汉成帝之后”，箕子的“外家”是汉成帝的母族和妻族—当然此时汉成帝已经没有妻族存在了—剩下的母族就是王氏家族。

吴章的法子就是，让吕宽弄些动物的鲜血，趁夜泼洒到王莽家的大门上。第二天王莽发现，一定会十分惊惧，视为灾异，循例向博士们问询其中的含义。届时，吴章会站出来，将其解释为王莽不让卫氏家族来长安，所以上天才会降下这种异象。听上去倒是天衣无缝。没想到，吕宽深更半夜“洒狗血”时被当场发现，他立刻逃之夭夭。王莽迅速查明真相，把王宇、吴章都抓了起来。

王莽将“为人后”这种儒家政治理想不仅付诸公共事务，也推进家庭和私人领域，使得天下对儒家伦理的尊崇更加蔚然成风。

考察 21 世纪，无论多荒谬的事情在互联网上都可能信者云集，有理由相信很多汉朝士民确属真心。毕竟在孔孟之后，汉朝的士民们找不到第二个像王莽这样“最接近圣人”的人了。

东汉初年的英雄人物如刘秀等正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生，几乎都是单名；整个东汉直到三国期间，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单名，刘、关、张、孙、曹、诸葛皆如此。说明“讥二名”不是王莽的一时兴起，也并不荒谬，甚至表明了王莽的举措颇得人心。

汉廷破天荒发明了一个新的官职：宰衡。大概是上书里伊尹和周公的名字出现得太多，伊尹官“阿衡”，周公官“太宰”。取阿衡之“衡”和太宰之“宰”合二为一，即为宰衡。据说，始皇帝在发明“皇帝”这个词的时候，也是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 宰衡的发明，可谓有样学样。

王莽并不单单是让陈崇搜寻赞美自己的祥瑞歌谣，以备不时之需，还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儒家所推崇的王者之行。陈崇等人证明了天下已经大治，其重要性不亚于帮助王莽当宰衡、受九锡。

王莽失败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室对于周公摄政十分敏感警惕，着重塑造这种形象；宋代理学兴起之后，即使是普通人也不敢想象周公会做出“篡权”之类的事了。这构成了广为人知的“显历史”。

在“家天下”的世代，除了自己的继嗣，一般是不可能由他人来代理皇帝的。汉武帝连擅命的皇太子都会杀，而此时的群臣却拥护异姓的外戚代理皇帝，这说明，一来天下的权势已经转移，人们普遍接受了汉室衰微、天命将尽的观念；二来，王莽代理皇帝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亦步亦趋模仿周公。人们信仰儒教，赞美周公，就会接受王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