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到底该不该活着？事实上无论该与不该，都属于一种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从来是没有定准的，只取决于何时何地何种观念占了上风。（附录1）
我选了两幅荷加斯的画作。第一幅画的标题是《金酒巷》。原画两景一组，题目合称《啤酒街与金酒巷》，描绘伦敦底层社会的堕落生活，触目惊心。金酒又叫杜松子酒，原本是一种药酒，后来沦为穷人的鸦片。我自己就爱喝这种酒，它有一种略泛苦味的草药清香。我这样的坦白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英国社会改革家弗朗西斯·普雷斯有过这样的观察：“穷人只有性交和喝酒这两种娱乐，后者更受欢迎，因为它不但更廉价，产生的后果也比前者更易承受。”狄更斯的小说里常常写到金酒，它和它出现的场景几乎总是令人不快的。
新兴的大都会犹如一个凶险而不动声色的魔王，轻易毁掉一个个来自旧秩序的不知设防的好人。
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它的要害就在林冲必须证明自己不是行刺，而不是高太尉要证明林冲就是行刺。林冲负有举证的责任，他要自证无罪。
但是林冲不知道的是，这两个承局本来就是高俅安排的，你如何让高俅承认？你又到哪里去找这两个承局呢？
对于开封府承旨审理的一些大案，即使是刑部、御史台也无权干预。北宋的皇帝经常将一些重大的案件交与开封府审理，所以开封府实际上成为与御史台、大理寺并列的中央审判机构。
收获
昨天在《骆驼祥子》里明白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让多少人困顿且挣扎
今天说有权力的道德小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实也让多少人一生困顿。
所以说，如果在这种环境中，阻力是很大的，且不说谋杀，单单是突破自己的外在限制，不喝酒不堕落，就很难，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教育让她们有什么真的改善。
巴斯夏在他的文章开头，就斩钉截铁地说，好经济学家和坏经济学家的区别只有一个，那就是坏的经济学家仅仅能看到那些可以看见的后果，而好的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那些可以看得见的后果，以及那些只能通过推测看得到的后果。
这种说法真的有道理吗？多难真的能够兴邦吗？如果多难能够兴邦的话，那些避免了灾难的国家，岂不是吃亏了？
一个事情发生在前，另外一个事情发生在后，我们当然不能假定，如果这个国家没有前面的话，后面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如果其他国家也想像德国、日本那样有高速发展的经济，那它们是不是也得像德国那样，先被二战摧残一遍，像日本那样，先挨几个原子弹？显然不是。
问题在于，我们眼睛能够看见的，是那些已经存在的工作，而那些能省下来的人力、时间和资源能放到什么新的工作和生产上，这一点经济学家也说不清楚，只能靠想象。认识破窗谬误的难点就在这。这是一个通过推理，我们明确知道肯定存在的东西，但是谁都说不清楚它在哪。
5.看见看不见的东西要靠想象力
当然，有必要专门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说凡是看不见的都比看得见的重要。我只是说，每当我们做决策的时候，还要充分考虑那些暂时还看不见的，甚至是永远也看不见的因素。
经济学关心的一个最核心问题是比较和选择。而要做好比较和选择，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不仅要看见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还要尽量去看见那些不容易看见的东西，那些需要通过推测才能看得见的东西。
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愿上帝保佑我们免受友人的攻击——要是攻击来自敌人，我们倒能设法自卫。”
这是什么意思？他是说，上帝要教我们，怎么识别朋友当中坏的思想。那些敌人的思想，那些一眼就能看出好坏的思想，我们能够识别，能够抵制。倒是那些用良好愿望包装起来的思想，我们比较难识别。
我们并不是说世界上没有阴谋，我们是说，世界上许多的阴谋都没得逞，那是因为其他人也有反应。那些得逞的阴谋，不归经济学家管，而归公安部门管。
经济学家关心的，是那些人们出于良好的愿望而产生的有害的经济政策，那些事与愿违的现象。如果你要问，经济学家和普通大众有什么区别的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经济学家不关心阴谋论，他只关心事与愿违的因果规律。
这让我想起我们北大法学院的一位老院长，朱苏力老师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他学生跟我说的，他说有一次朱老师上课的时候，一上课，他就给大家看他的讲义，说：“ 你看，我给你们的这堂课准备了讲义，我是做了准备的，但是我觉得我上一堂课没讲好，所以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很想把上一节课，重新再讲一遍。”
我相信我在“得到”上面给你上课，也一样会这样讲上瘾的。
结果那天去到这个公司，下午2点钟开始，二十几位中层干部围成一堆给周老师上课，这课一上就上到凌晨12点多。周老师受完教育以后，第二天早上才给那些正襟危坐的高管上了一个上午的课。
所以我想跟你说的是，如果你觉得你在我这里能够学到一点东西，那么对我的最好的奖赏，就是你倒过来教我一点，你觉得我应该知道的知识，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