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章惇
章惇（1035年一一1106年）字子厚，福建浦城县人，北宋宰相，改革家，才识出众，善书法、文章，性格刚直、果敢，相貌英俊，举止文雅，是个标准的高富帅型高端人才，但他在《宋史》中却被列入《奸臣传》。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章惇第一次进京科考，与苏轼同科进士及第，并同时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苏轼的豁达、谨慎和章惇的勇谋、好胜刚好可以互补，两人惺惺相惜，遂成莫逆之交。苏轼后来在给章惇的信中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惊呆了，“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大有“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之意。如果说苏轼是千年男神，那么，章惇便是男神心中的男神了！
这一年考取的进士中还有一大批牛人，比如曾巩、程颢、苏辙等等，所以这一年的进士榜被后世认为是光耀千古的“龙虎榜”，其中的状元是章惇的族侄章衡。章惇耻于族侄之下，所以放弃了当年的进士资格。两年后（即1059年），25岁的章惇再次参加科考，名列一甲第五名，开封府第一名。由此可见章惇心高气傲，全凭自己的实力。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经人推荐，章惇结识了王安石，“安石大喜，恨得之晚”，遂成王安石麾下最得力干将，终生追随并完善王安石的改革思想。王安石的为人和政治思想是众所周知的，他所推崇的政治新秀章惇应该不能与奸臣划上等号吧？
神宗初年，苏轼因诗中不满王安石的新法（青苗法等等），被《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及多人举报，关进了乌台监狱，从此，苏轼跌宕起伏的人生便拉开了序幕。许多人为了不受牵连，见到苏轼跟见到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苏轼也很“识相”，主动切断和别人的联系，“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但章惇的表现，绝对对得起他们的友情。
宰相王珪在神宗面前煽动，说苏轼在诗中以“蛰龙”诅咒陛下，妄想挑唆神宗治苏轼不臣之罪（此罪可至灭门），章惇挺身而出。章惇虽跟王珪同在王安石的“新党”阵营（苏轼属于“旧党”），并且章惇属于王珪下级，但此时章惇不顾上下尊卑，义正辞严驳斥道：“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如孔明卧龙，岂人君耶？” “帝以为然，怒息，欲赦子瞻。”事后，章惇问王珪：你这不是想让苏家灭族吗？
王珪答：我只是转述舒亶的话而已。
章惇斥责：舒亶的唾沫你也吃吗？
（这个叫王珪的人也许大家不熟悉，但他有个外孙女和一个孙女婿是家喻户晓的历史名人，外孙女是千古词人李清照，孙女婿是“我到坟前愧姓秦”的“秦桧”。也就是说李清照应该叫秦桧为表姐夫，但女词人即使在最为落难的时候，也没想过去认识一下这个当时大权在握的表姐夫——“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苏轼得知章惇的真情营救后，万分感动，说：那些当年追棒我的人，在我有难时，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同情我、帮助我，“唯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只有你平时规劝我，危难时又营救我，这样的情谊真不是世俗中可以得到的啊！）
章惇不计较苏轼曾经对自己政治主张的批评甚至指责，依然赌上全家人性命和自己的大好前途，并最终说服了神宗皇帝，让苏轼从死囚减为劳动改造。这种不计前嫌、舍命救君子，而且是敌对阵营中的君子，是一个奸臣能够拥有的担当和胸怀吗？
然而，风水轮流转，当历史翻到哲宗元祐年间（1085年始），由于9岁的哲宗不能理政，由高太后把持朝政，王安石新党一派从此失势，章惇被迫外调赴任，作为挚友的苏轼，当时可谓是“三入承明，四至九卿”，但他一点没有替章惇申辩。后来苏辙多次弹劾章惇，苏轼也没有劝阻弟弟，完全一副事不关己，明哲保身的架式。这让章惇终于伤透了心。在章惇看来，苏轼的行为，无异于对友情的背叛，这同章惇当年在苏轼身陷囹圄时不顾身家性命的营救形成鲜明对比。正是这一点，才为章惇重新还朝后，对苏轼的冷漠甚至打压（“打压”也许属史官捏造）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而绝非是两人所处阵营的格格不入。尽管如此，苏轼病逝前一个半月，还抱病作长信给章惇之子章援，叮嘱他转告其父，务必要保重身体，“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这些年来，虽然我们各自的人生道路不尽相同，但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却从未因此而改变。）由此可见，章惇并不一定象史官们所描述的，曾对苏轼有过赶尽杀绝，否则苏轼对章惇哪能这样相逢一笑泯恩仇？
好在章惇的这次贬谪时间并不算太久，宋哲宗亲政后，又重新启用能力超群的章惇为相。执政期间，章惇对外敌骚扰、入侵一律实行铁血政策，不仅使吐番部分部落主动归降，西夏也被北宋打得被迫联合辽国，然而，章惇面对辽国几十万大军集结边境，丝毫没有畏惧，相反，还痛斥司马光为首投降派的割地求和，坚决主张和夏、辽一战到底，辽军得知宋军的坚定立场后，没敢轻举妄动，最后只得无功而返。经过这一系列战略打击和战略威慑，使北宋的版图不减还增。这样的战绩是秦桧那样的奸臣能够做到的吗？
章惇独相7年，在当时，可谓是权倾朝野，但他执政期间从没因私人关系而提拔过任何亲朋故友，更没有过经济问题。据说他死后，因家贫难以下葬，手指都被老鼠啃掉一个，连诬陷他的人都不敢无中生有地说他有过贪污受贿，这样廉政的大宋领导人，就是放在今天，也是无愧于国家的好公仆。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驾崩，向太后决定让端王赵佶继位，章惇极力反对曰：“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但终究没能阻止徽宗即位，故对朝堂彻底失去信心，多次请求告老还乡，却因办事果敢，始终被徽宗挽留，直到1101年，才因性格耿直，手段老辣而树敌众多，再次被部分大臣弹劾，4年后便抑郁死于贬所，享年七十一岁，葬于浙江长兴县。
如果当时向太后等人听从了章惇的劝阻，端王赵佶（即宋徽宗）不能上位，后来的靖康之难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大宋的历史一定会被改写。这样的人臣即使称不上民族英雄，至少与“奸相”风马牛不相及吧？
纵观章惇一生，他不仅不可能是奸臣、小人，还是一个无私无畏、坚持立场、忠于职守、绝不见风使舵的孤胆英雄，他擅长治国用兵、出将入相，是北宋政坛举足轻重的能臣，他对北宋的贡献是反对他的人都无法否定的，只能在他的品行上捕风捉影地寻找一些突破口。章惇的所有过失不外乎是对顽固、保守的司马光进行批判和打压，以及对苏轼贬谪的漠视。《宋史》中之所以把他放在“奸臣传”，可能与司马光和苏轼对后世的影响力有关，一个是修史团队的导师，一个是文学界的千年男神，打压这样两个重量级人物，可能触碰了某些超级粉丝们的底线，如同文革时期谁说鲁迅人性中有瑕疵，谁就一定是反革命一样。
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对于章惇，又何尝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