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作为中国经济版图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以其广泛的工厂分布和多元化的行业领域，傲立于全国经济强省之列。
广东省内，各地区工业区分布各异，其中珠三角地区，汇聚了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等城市，它们共同构成了广东乃至全国制造业的坚实脊梁，电子信息、家电、服装、玩具、机械等产业在此百花齐放，竞相争艳。
粤东地区以汕头、潮州、揭阳等城市为代表，该地区的工厂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玩具、食品等传统制造业领域。粤西地区以湛江、茂名等城市为代表，该地区的工厂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电力、钢铁等重工业领域。粤北地区以韶关、清远等城市为代表，该地区的工厂主要集中在建材、机械、电子等行业。
自八九十年代起，广东周边的省份，包括广西、湖南、江西、湖北、安徽等，众多乡镇的劳动力纷纷涌向这些工业区。他们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青春岁月献给了广东省的工业发展，谱写了一篇篇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
今年29岁的招娣，她的青春几乎都在广东的工厂中度过。14岁那年，她便辍学并跟随叔叔婶婶的脚步，步入了揭阳制衣厂的繁忙生活。随后几年，她在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等地的电子厂里辗转，度过了从18岁到21岁的青春岁月。22岁和23岁，她回家生小孩。从24岁到28岁，她一直跟随丈夫在东莞的一家电子厂工作。“我的青春在工厂”，她戏谑地说。即便现在，她依然在工厂工作，只是地点从广东换到了江西老家乡镇街道上的一家制衣厂。
01. “就叫招娣”
“招娣”这一名字承载着历史的印记，映射出昔日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许多家庭寄望于女儿能带来儿子，因此赋予了这样的名字。其他类似的名字，如“盼弟”、“来弟”、“引弟”，同样传递了相似的寓意。
这些名字揭示了当时社会对男性后代的强烈渴望以及性别不平等的观念。尽管性别平等的理念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普及，但仍有名字反映出传统的性别偏好。
招娣，1995年出生于江西一个偏远乡村，家中排行老二。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倡导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但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传统观念依旧深植人心，认为没有男孩会在村中失去尊严。因此，虽然可能面临罚款，一些家庭仍冒险生育第二个孩子，期望是个男孩。
招娣家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她的母亲渴望第二个孩子是梦寐以求的男孩，甚至求助于神婆进行祈福。然而，当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发现依然是女孩时，招娣差点被送人，因为她占据了那个本应留给男孩的“名额”，幸亏外婆出面阻止。
在招娣降生之前，村中已有两位同名的女性，一位是三十多岁的“聋子”招娣（其实并非真的听不见，只是她时常忘记丈夫的要求，因此被丈夫戏称为“聋子”），另一位是二十出头的漂亮招娣。招娣的母亲经过一番细致的打听，了解到这两位同名的招娣，在她们各自到来之前，家中都已有姐姐，随后又都迎来了弟弟。
招娣的母亲认为这个名字似乎具有神奇的效力，“招娣，招弟，招来弟弟，就叫招娣吧。”于是，招娣的名字就这样被确定下来。
仿佛是命运的巧妙安排，招娣的弟弟在她出生后的第二年到来，这更加坚定了她母亲对这个名字寓意深远的信念。
02. 被催熟的童年
招娣出生后即被送往外婆家抚养，在那里度过了五年的快乐童年时光。然而，当她返回自己家中时，不得不承担起繁重的家务，稍有差池便会遭到责骂，甚至挨打也成了家常便饭。零食对她来说，只有在节日里才能偶尔尝到，而弟弟却总是能轻易享受到这份奢侈。
招娣刚接回家不久，她的父亲不幸被机器压伤，导致残疾。他在家休养了近一年的时间，期间遍访多家医院，病情才有所改善，至少能够勉强行走，尽管步履蹒跚，无法从事田间劳作。因此，家中大部分的农活和家务活都落在了招娣母亲的肩上。
招娣的父亲在事故发生前就性格内向，不爱多言，事故之后变得更加沉默。即便看到招娣在母亲的责打下痛哭流涕，他也往往保持沉默，很少发声。只有当责打过于严重时，他才会出言劝阻。大多数时候，他都像是置身事外，漠不关心的局外人。
招娣的学生时代太过短暂，八岁那年她踏入一年级的课堂，九岁十岁上二年级，十一岁十二岁上三年级，十三岁上四年级，十四岁辍学外出打工。招娣感慨地说：“我天生不适合读书，总是留级，这让我妈觉得是在浪费钱。我自己也不好意思一直跟那些年纪比我小几岁的同学一起上课”。
招娣对校园生活并不热衷，由于长期的劳作以及学业成绩不佳导致的频繁留级，她与同龄人相比显得更为成熟。因此，她经常成为同学们嘲笑的对象。
招娣长相随她的父亲，学生时代身高约一米二三，成年后也仅有一米五六。皮肤黝黑，因劳作与营养不良，一头卷发干枯蓬乱，几缕碎发耷拉在耳边，远看像极了一个鸡窝，近看则显得毫无生气。眼神黯淡无光，眼睑微微下垂，就像两扇失去光泽的旧窗帘，与同龄人相比，总是缺少了几分活泼和朝气。她的嘴唇干裂，泛白起皮，嘴角下垂，似承载着无尽的心事，透露出淡淡的忧愁。有些褪色的旧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她瘦弱的身躯上，双手糙如树皮，指节因劳作而肿大变形，那是常年辛劳的痕迹。
除了学校带来的压力，家庭环境亦未因她求学而减轻劳动负担。挑水、做饭、洗衣、喂养家禽和牲畜、放牛、砍柴、浇灌菜地……这些活仿佛写着“招娣专属”，似乎除了她，无人愿意承担。即便她每天清晨五点便起床，日间的家务活依旧繁重，无休无止。晚上，她无法专心做作业，因为母亲认为作业应在白天完成，夜晚做作业简直是在浪费电。周末，除了日常家务，她还需砍柴，确保足够支撑下周一至周五煮饭和烧水需求，此外，还有田间农活等待她去完成。
这在其他家长看来，招娣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无论家中还是田间，她都是能手。然而，在招娣的母亲眼中，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毕竟，家庭养育着她，理应通过劳动来回报，否则就是白吃饭。
招娣不仅要承担家务劳动，还经常成为家庭的出气筒。特别是她的母亲脾气火爆，一旦在外面遭遇不顺，回到家中若看招娣不顺眼，便会随手抓起手边的东西就往她身上砸去。
“我妈拿到什么东西就用什么东西，扁担、衣架、火棍、镰刀把、棒槌都打过，有时刚好身边没趁手的工具，直接用手打嘴巴、后背、揪头发、拧耳朵、拧胳膊、拧大腿……这些都是家常便饭。打我也不需要理由，不高兴了打，活没干完打，活没干到她满意打，我弟不开心打，我弟告状打，我就是家里的出气筒”。
招娣在家中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否则随时可能遭受一顿暴打，无论是在忙碌家务时，还是在吃饭时，打骂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
某个夏日午后，招娣家的晒谷场上铺满了稻谷。由于四周没有围墙，鸡鸭时常会来偷食。因此，招娣的母亲让她在那儿看守。突然，她的肚子咕噜作响，接着感到剧痛，急需去旱厕解决。当时周围空无一人，她无法求助，只得急忙奔向旱厕。
不幸的是，当她母亲回来时，发现几只鸡正在偷吃稻谷，而招娣却不在场，误以为她偷懒，愤怒地大声斥责。招娣从旱厕匆忙返回，还未及解释，母亲便拿起地上的扁担向她挥去，导致她的背部、胳膊和腿上都留下了青紫的伤痕。邻居们听到招娣的尖叫后赶来劝阻，尽管好几个人拉住她母亲，但还是花了十几分钟才平息了这场风波。母亲在停止打骂后，还站在一旁跟邻居抱怨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她命令招娣立刻去做饭。
幸运的是，有位好心的邻居晚上给她送来了一瓶治疗跌打损伤的红花油。
招娣在家度过了她的14岁。寒假期间，她深感自己并不适合学习，即便是成绩优异、更受人喜爱的姐姐也选择了小学毕业后自愿外出工作。招娣认为，自己辍学去打工只是时间问题。毕竟，在学校她感觉学不到太多东西，而家中她不仅要无偿承担家务，还要承受家人的不满。她觉得，与其这样，不如早日步入社会工作，或许还能悄悄积攒一些私房钱。
招娣的母亲满怀忧虑，担心她被外人骗走或拐卖，如此一来便会损失那十几万的彩礼。于是，她让招娣的叔叔婶婶先带她去制衣厂做学徒，待年满18岁再随老乡前往电子厂务工。
03. 工厂里的童工
许多工厂为了避免检查，通常不雇佣未成年人。招娣的叔叔和婶婶在广东东部揭阳、揭西一带的小型制衣厂工作，那里有他们的同乡和熟人。
由于这些小工厂的管理相对宽松，一旦有检查人员来访，他们便声称招娣是员工的子女来玩耍，偶尔帮忙整理货物，并非童工。因此，在她作为学徒的那一年，招娣的工资仅为正式员工的三分之一。学会技能后，她的工资提升至普通员工的80%。尽管招娣内心感到不平，但她也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一来她是初来乍到的新手，二来她还未成年，老板愿意承担风险雇佣她，降低一些薪水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有工作总比没有好。
即便如此，在制衣厂工作的四年里，招娣未曾领取过自己的薪水。由于未成年，她当时尚未开设个人银行账户，因此工资直接汇入了母亲的账户。每月，招娣仅能获得200元作为零用钱。她的母亲认为，工厂提供食宿，还免除了水电费用，招娣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厂度过，几乎无需个人开销。此外，作为母亲，她辛苦抚养招娣长大，认为这些钱是招娣应尽的孝心。更何况，待招娣将来嫁入婆家，她的收入将归婆家所有，因此趁着招娣还在身边，现在更应将钱寄回家中。
在那些小型工厂里，有一群像招娣这样的工人，他们大多数未满18岁，女孩居多，男孩相对较少。受限于家庭经济条件，他们不得不中断学业，往往在年幼时就跟随父母或亲戚外出工作以维持生计。
这些人的生活轨迹与他们的父辈相似——年轻时便开始外出工作，通常在20岁左右，家人会开始为他们安排相亲。如果一切顺利，他们会在20岁出头时结婚并生育子女。为了给孩子提供教育机会和购买住房，他们将辛勤工作至四五十岁。一旦超过了工厂的招聘年龄限制，他们便带着微薄的积蓄和一身伤病返回老家，照看孙子孙女，并从子女那里获得一些生活费作为“退休金”。
年满18岁的招娣，开始跟随同村的老乡前往电子厂工作。相较于之前的小制衣厂，电子厂的规章制度更为严格，要求员工必须遵守规定，穿着统一的工服并佩戴工帽。此外，员工还需接受生产安全和岗位操作的培训。工资将直接汇入员工个人的工资卡中，对于没有工资卡的员工，厂方提供现场免费办理服务。经过四年的努力工作，招娣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银行卡。
在电子厂的生活，招娣每月雷打不动地将钱寄回家，她生活简朴，除了在食堂吃饭和购买必需的生活用品外，几乎不购买其他物品。随着技能的日益熟练，她主动向领班提出申请，要求上夜班，并且从不拒绝加班的机会，因为夜班能带来额外的十元补贴。这些额外的收入，她瞒着母亲，大部分仍寄回家中，自己仅悄悄攒下几百元，若夜班与加班频繁，她的积蓄还能更多些。
04. 工厂里的生存法则
工厂环境错综复杂，工人大多来自社会底层，普遍教育程度较低，对社会规范的尊重有限。面对问题时，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构建人际关系网或诉诸武力来解决，这使得工厂成为一个比办公室更显著地体现丛林法则的职场环境。
初入电子厂的招娣因外貌和口音遭到嘲笑。她的普通话表达不够流利，带有明显的乡音，一听便知她来自农村。
尤其是她的名字，让人很容易推测她家中可能不止一个孩子，很可能有兄弟姐妹。通常这样的背景暗示着家庭经济状况不佳，或者她在家中并不受宠，可能因此早早辍学，外出打工。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线长和小组长们认为她易于管理，总是将她安排到更为繁忙的生产线。然而，在电子厂，许多工作是按时间计酬，而非按件计酬。
不同的岗位对应不同的薪资水平；即便在同一岗位，不同的生产线也可能存在薪资差异，尽管如此，工作强度却时常不同。通常，那些拥有背景和关系的员工能够更容易地被分配到较为轻松的生产线，而新入职的员工或性格温顺的员工则往往被安排到更为忙碌的生产线。
招娣表示：通常情况下，同一小组的员工会轮流在不同的生产线上工作，但她经常被指派到那些更为繁忙的产线。只要情况不是过于极端，她通常不会介意，毕竟多承担一些工作量也无伤大雅。
招娣心里其实很清楚其中的原因：她总是被视为易于管理的员工。小组中不乏经验丰富的工人，有些人的工龄甚至超过了她。然而，由于他们与领班和小组长的关系更为密切——其中一些还是通过老乡关系介绍进来的，并因此获得了介绍费——所以领班和小组长对这些人更为偏袒。
在工厂中，存在着一种隐性的等级制度，通常那些拥有广泛人脉和出色处事能力的员工会轻视那些“精神小伙精神小妹”。同时，这些“精神小伙精神小妹”也会对那些朴实温顺的工人持有偏见。尽管这种等级制度并未明文规定，但多数员工心中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衡量标准，知道对不同的人应持何种态度。
因此，对于线长和小组长来说，他们往往会根据亲疏关系来分配任务，有时甚至会“按闹分配”，因为那些“精神小伙精神小妹”往往不易管理。许多工厂都有明确的规定，一旦发生斗殴，涉事双方将立即被解雇。然而，在情绪激动时，员工通常不会考虑这些规定，而是先发泄情绪，如果这个工厂不行，就换另一家。他们可能不会在工厂内动手，但无法保证不会在工厂外找人对对方进行报复。因此，对于那些“精神小伙精神小妹”，一些线长、小组长甚至主管通常会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策略，将他们安排到较为轻松的岗位和生产线上。即便有人对此表示不满，他们也倾向于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05. 中介套路深
工厂普工分为全职员工和小时工，在用工旺季，部分小时工的收入甚至可能超过全职员工，因为他们无需缴纳五险一金。由于工厂工人流动频繁，且工作本身技术要求不高，许多岗位还配备有机械设备辅助，因此新员工通常在一周内，最多两周内便能从新手成长为熟练工。许多短期工通常工作数月后便更换工厂，他们往往选择那些提供更高工价的工厂。
一些大型工厂几乎每天都在招聘新员工，同时也有员工不断离职。这并非因为工厂真的需要如此多的人员，而是因为工厂通常会将招聘工作外包给中介公司。从一手中介到二手中介，再到更多层级的中介，层层外包的结果是，招聘广告中超过90%的信息实际上都来自中介，除非应聘者直接前往工厂。这种多层中介的模式导致工价被不断压低，因此同一工厂、同一岗位、同一批次的小时工可能会有不同的工资标准。
短期工人通常会通过比较工价来选择工作，他们会相互交流信息，寻找报价最高的中介，并通过转介绍或直接联系该中介来获得工作机会。然而，这种做法并非万无一失，因为无法保证在一家工厂中工价最高的中介，在另一家工厂中是否依然能提供最高的工价，有时甚至可能变成多手中介。
总之，由于信息不对称，即使在同一工厂、同一岗位、同一生产线上工作，不同工人所获得的报酬也可能存在差异。
中介不断地将求职者一批又一批地送往工厂，他们为渴望进入工厂的人员提供办理新手机卡、复印身份证、拍摄证件照、销售床上用品等服务，并按人头收取交通费。
如果在第一天未能成功安排进厂，中介还能将求职者介绍到工厂附近的旅馆，从中获得佣金。即便最终未能将人员送入工厂，中介通过这些环节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一旦成功将所有人送进工厂，中介还能获得介绍费以及基于每小时工价差额的额外收入。许多求职者在工厂门口感到无奈，他们希望至少能弥补之前投入的成本，因此即使面对不断降低的工价，他们也会选择留下。
除了中介，一些工厂还直接与中专、大专院校合作，将学生以“实习”名义带到工厂工作一年，实际上是在生产线上劳作。这些学生的工价甚至比社会工的还要低，且他们没有选择工厂的自由，除非他们愿意放弃毕业证书。
进入工厂可能会遭遇中介的重重陷阱，导致经济负担加重，而离职同样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离职流程在工厂中既严格又复杂，员工若想离职，必须遵循工厂既定的程序，这包括获得拉长、小组长、大领班、主管和经理的签字。在这一过程中，你可能会发现难以找到某些领导，因为不允许跳过任何层级进行签字。如果领班发现缺少拉长的签字，通常也不会同意签署。为了控制离职人数，工厂为这些领导设定了每月的离职人数限额，超出限额的将面临罚款。缺少任何一位领导的签字，离职申请都不会得到批准，尤其在订单繁忙时期，离职的难度更是加大。
当然，员工可以选择直接离开，但前提是他们愿意放弃相应的工资。尽管根据劳动法，工资应当发放给离职员工，但在工厂里，普遍默认自离即意味着放弃工资。很少有人会通过投诉或运用劳动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因为大多数员工的学历不高，许多人甚至未曾听说过劳动法。即便有少数人选择报警或拨打投诉电话，这些行动往往也无疾而终。如果中介拖延支付，大多数员工无法承担长期等待的代价，因此，绝大多数人只能无奈地接受损失，然后继续寻找下一家工厂工作。
招娣对这类套路并不陌生，她和老乡曾经就是受害者。她们曾在网上看到一则工厂直聘的广告，承诺每小时30元的高薪，这让她俩心动不已。在中介确认后，她们带着行李从老家赶往广州。到达后，中介以人员未到齐为由，免费为她们办理了手机卡，并让她们等待两三个小时。人到齐后，中介将她们带到指定地点进行所谓的培训，实际上却是对前来应聘的人员进行忽悠。原本承诺的高薪岗位不复存在，中介告诉她们，如果不打算留下，可以立即回家；如果愿意留下，现在还有三个不同工价的工厂可供选择，分别是每小时18元、20元和23元。其中，最高工价的岗位仅限男性，因为需要在木材厂从事体力劳动，而其他两个岗位则位于东莞的工厂。随后，中介介绍了工厂的环境以及工作内容，同时指出食宿是免费提供的，不存在任何其他隐性费用。并特别强调，只要工作满一个月即可离职，且离职当天即可结算工资。他们表示如果条件可以接受，人员一旦到齐，就可以立即乘车前往工厂，并承诺当天就能办理入职手续和分配宿舍。
然而，当她们真正到达工厂后，情况却大相径庭。首先，每人被要求支付几十元的车费和高速费，然后中介又提出需要准备证件照和身份证复印件。接着，她们被告知必须先进行体检，之后才能办理入职手续。由于人数众多，部分人当天无法完成入职手续或分配宿舍，因此不得不在工厂外的旅馆住一晚。第二天，手续办理完毕后，她们才得以进入工厂开始工作。但进入工厂后，她们发现宿舍条件与中介所描述的完全不同。原本承诺的公寓式宿舍、上床下桌变成了破旧的上下铺，六人间变成了八人间或十人间，甚至还要求每人每个月上交30元的水电费，可她们从同宿舍的工厂职工那里得知，免住宿费免水电费，因为这些都是工厂承包的花销。当她们向中介询问时，中介却推诿说她们记错了，之前提到的是另一个高薪工厂，而目前的条件才是这个工价工厂的真实情况，免水电费仅限于原工厂职工。
招娣和她的老乡离开老家时几乎身无分文，尽管对工资水平和住宿条件感到不满，但现实的压力迫使她们不得不在那家工厂工作两个月以积累一些资金。然而，当她们决定离职时，才发现事情并不简单。首先，她们花费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工厂规定的离职手续。接着，在工资结算时，除了每月扣除30元的水电费外，中介还额外收取了每人每月50元的保险费，理由是这是为她们购买的保险，自然应由她们自己承担。更令人沮丧的是，工资要到下个月的15号才能发放。尽管招娣和老乡在工厂门口与中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她们无法改变工资延迟发放的事实。
更令人担忧的是，对于许多只能通过中介进入工厂的临时工来说，这样的经历已是司空见惯。
在经历了几次中介的套路之后，招娣认为最可靠的方法还是通过同村老乡介绍。
通常情况下，老乡们提供的都是他们在工厂工作的真实体验和评价，确保了工厂的直接招聘。因为是同村的熟人，相互之间都比较信任，除非对方不打算再回老家。而且，对于老乡而言，推荐一个人入职还能获得一定的介绍费，这无疑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06. 职场性骚扰
在工厂环境中，除了应对各种工价和高强度的工作挑战外，女性员工常常面临职场性骚扰的问题。
诸如开黄腔、对女性外貌进行不当评论等行为，往往被视为常态。在男性员工占多数的工厂里，任何女性，无论已婚与否，都可能遭遇搭讪或骚扰。
招娣表示，即便是像她这样的外貌，也难以避免遭遇被摸手或摸臀部的情况。对于那些容貌出众的女性而言，这种情况更是屡见不鲜。特别是那些看似无害的“黄毛”和年长男性，他们往往对那些涉世未深、初入社会的假期打工学生特别感兴趣。他们通过提供零食、小礼物或请客吃饭来赢得这些女生的好感。一些缺乏判断力的女生可能会落入陷阱，而有的则可能心甘情愿地成为他们的“女朋友”。
在工厂中，大多数男性是已婚并有孩子的，即使二十出头的年轻男性中也有许多已经成家，只是他们的配偶不在同一家工厂工作。
此外，有一些年轻的女性也会主动成为那些小领导（线长、小组长、主管/经理）的“女朋友”，原因有二：一是这些领导能够帮助她们安排到更轻松的生产线工作；二是这些领导愿意花费一些小钱来取悦她们。即便家中已有妻子，这似乎也不妨碍他们在工厂内发展“恋人”关系。甚至有些女生有多次怀孕后堕胎的情况，她们可能认为年轻是自己的资本，因而无所顾忌。
遭遇令人厌恶的行为确实令人极度不适，很多时候，坚定地不予理会足以让许多不怀好意的男性退却。那些长期驻扎在工厂的男性，从十七八岁的青年到四五十岁的中年都流露出一种“猥琐”的气息。
招娣特别难忘的是在玻璃厂遇到的一个猥琐老男人，名叫老谭。这位三十多岁的单身汉，据说他进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找老婆，而非赚钱。他的猥琐似乎能从他的眼神中溢出，一般人的笑容会带来温暖和阳光，但老谭的笑容只会让人感到一阵寒意。
老谭的身高只有一米五几，站在流水线旁边的时候，身子总是歪歪斜斜的，宛如一棵长歪了的树。他的头发油腻腻的，像是好多天没洗过，一缕缕地贴在头皮上。那双小眼睛老是眯缝着，眼神里透着一种令人不舒服的狡黠，眼珠在眼皮下滴溜溜地转，时不时地偷瞄着周围的女性，目光像黏腻的蛛丝，在女工人身上扫来扫去。他身着一件大号的工服，裤子松松垮垮地挂在腰间，走起路来，会故意扭动胯部，那姿势相当怪异。他的手指又短又粗，指甲缝里黑乎乎的，仿佛藏着永远都洗不掉的污垢。每当他接近女同事的时候，总是故意靠近，逐渐缩短距离，不是伸手搭肩或搂抱，就是触碰女同事的手或臀部。若遭到拒绝，就嬉皮笑脸地说人家开不起玩笑。
17岁的阿红，一个暑假工，为了筹集下学期大专的学费，选择进工厂打工攒点钱。她性格温顺，即便经常被分配到更繁忙的产线，也从不向小组长提出异议。初入工厂时，招娣曾善意地提醒她注意某些男性员工，特别是老谭。阿红铭记在心，尽管她处处小心，却仍有一次被他不当地触碰。
那是一个繁忙的工作日，阿红在产线上忙碌着，当老谭来收货时，她立刻侧身让出空间，以避免任何接触。然而，老谭却故意靠近，经过她时，竟不怀好意地摸了她的臀部。阿红感到一阵寒颤，急忙跳到旁边的空位，心中涌起恶心和愤怒，感到羞辱至极，她的脸因愤怒而变得通红。她忍不住大声斥责（平时她很少说脏话），尽管穿着无尘服，被触摸的部位却像被火烧一样难受。更令人痛心的是，当时有四位工友在场，包括一名女性，那几位平时跟她也聊得比较熟，但他们只是旁观，没有人伸出援手，甚至有人在旁边嬉笑议论。老谭更是毫无悔意，看到有人围观，也有人与他持相同观点，他变得更加放肆，大言不惭地说：“反应这么大干嘛？只是摸一下而已。”
实际上，当时阿红的合同期已经结束，但中介告诉她，如果超过合同期，每小时的工价会增加两元。她认为再坚持半个月，就能赚到足够的伙食费。因为她的父母并不支持她继续深造，他们认为作为女性的阿红不需要读太多书，早点工作赚钱对家庭更有帮助。
然而，经历了那次事件后，阿红感到极度不适，她无法忍受与老谭同处一个车间，感到恶心至极。因此，当天晚上，她便向中介和小组长表达了她不再继续工作的决定。
07. 烟火般的“爱情”
招娣在工厂经历了一段恋情。一位外表尚可的“黄毛”主动接近她，几次请她喝饮料，并在生产线上对她表示了几次关照。这些举动让未曾涉足爱河的招娣迅速坠入情网。在家中，她几乎感受不到爱意，常成为家人发泄情绪的对象；在工厂，她仿佛隐形，无人关注。唯独黄毛注意到了她，愿意与她交流，不嫌弃她的外貌，甚至称赞她的能力。
然而，黄毛的真正意图是寻找一个免费的保姆。他挥霍无度，嗜烟酒，好斗殴，虽然只有十八九岁，却情场经验丰富。他懂得如何取悦女性，也擅长利用自己的外表来赢得她们的欢心。
在与黄毛的交往过程中，招娣除了上班，还承担了照顾黄毛的责任，给他带饭买礼物，并且帮助他偿还了数千元的债务。
然而，最终黄毛主动结束了这段关系，因为他换到另一家工厂工作，在那里遇到了一个他认为更适合带出门的“女朋友”，这一变故让招娣感到非常伤心。
这个事情不知怎的传到了招娣母亲的耳中，尤其是得知招娣为那个黄毛花费了数千元，她气愤至极，甚至考虑从老家直接过来教训她一顿。她认为招娣的行为极其挥霍，这些钱若寄回家，足以给弟弟购置许多东西。因此，招娣母亲更加坚定了尽快为招娣找个归宿的决心。她担心，这次只是恋爱中的开销，下次招娣是否会跟着别人跑了？那将不仅仅是数千元的损失，而是十几万元的彩礼钱。招娣母亲越想越感到忧虑。
那年春节回家，招娣家的热闹程度远超往年，多数访客是为与招娣相亲而来。尽管在世俗的眼光中，招娣的外貌并不出众，但在农村，人们更看重的是家务能力以及生育潜力。招娣的母亲深知自己对女儿的教育起到了关键作用。无需多言，招娣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她的家务技能——勤劳、听话还年轻，这些在农村社会中极具吸引力。
招娣像一头被母亲精心饲养多年的母猪，被母亲牵着在各个相亲对象家中展示她的青春和生育能力。
最终，在众多候选人中，招娣的母亲相中了一位比招娣年长七岁的男性。据说，这位男性在工厂担任小组长，月收入大约五六千元，对于那些没有学历和技能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收入水平。眼见即将步入三十岁却仍未娶妻，他的父母显得十分焦急。双方父母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十八万八的彩礼“成交”。
招娣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就这样，在21岁的年纪，她踏入了婚姻的殿堂。
08. 晋升困境
婚后，招娣与丈夫一同前往东莞的工厂工作。在计划回家生育前，她曾面临一个晋升为线长的机会，但由于当时已怀有身孕，她不得不放弃那次晋升。待孩子出生后，招娣重返那家工厂，凭借一年的工作经验和她的勤奋耐劳，加之她的丈夫在工厂担任主管职务——他已在该厂工作了八九年，并且也是从生产线上逐步升迁上来的——24岁的招娣在重返工作岗位的那一年，成功晋升为线长。
若仅以工龄为参照，招娣用一年的时间从普通工人晋升为线长可称得上是相当迅速。
相比之下，同一工厂的黎姐，38岁的她在这里工作了三年才从普通工人晋升为线长，又经过三年的努力，从线长晋升为小组长。在招娣回家之前，她已经在小组长的职位上坚守了六年。
即便是男性想要晋升也并非易事，以招娣的丈夫为例，他也是从普通工人逐步升至线长、小组长、大领班，最终成为现在的主管。在进入这家工厂之前，他跳槽过两三家工厂，且都是从基层做起。不过，得益于他先前的管理经验，他的晋升速度相对较快。即便如此，从普通工人到主管的职位，他也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他已经算是熬出头的那波人。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导致原来的主管离职回家，以及他与当时的主管关系良好，这样的晋升机会可能不会降临到他头上。
对于一些工厂中的女性员工而言，小组长往往象征着她们职业生涯的天花板，而更高级别的主管或经理职位通常被视为男性的专属。
在电子厂中，大多数生产线的管理员都是男性，女性相对较少，且随着职位级别的提升，女性所占的比例更是逐渐减少。招娣所在的电子厂，男女员工的比例为6:4。在生产线基层管理岗位，如线长、小组长等，男女比例为7:3。而到了更高层次的主管职位，男女比例可能达到8:2，甚至9:1。
为何在工厂中女性能够担任的管理职位如此稀少？
传统观念常常带有刻板印象，认为女性不适合从事管理工作，认为她们容易情绪化且学历相较于男性较低。当然，电子厂中男女员工的比例和员工背景对此也有显著影响。
在电子厂，许多男性员工的学历不高，有时甚至不愿意听取合理解释，容易表现出冲动行为，不服从管理。即便是那些工作经验丰富的女性领导者也常常面临质疑，甚至遭到男性员工的不当玩笑和性别歧视的言论，如“女的没必要那么辛苦”“女的就应该回家带小孩照顾老人”。
此外，处于婚育年龄的女性可能会失去晋升的机会，即使她们明确表示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内没有结婚或生育的计划，也难以消除他人的疑虑。还有，一些有背景关系的员工可能会利用关系网，占据部分晋升的名额。
09. 家庭事业两难全
担任线长职位五年的招娣，在2023年迎来了一个晋升的契机——成为小组长。然而，在正式晋升之前，除了必须通过的考核之外，她还需要经历三个月的考察期，才能正式晋升为小组长。
遗憾的是，命运似乎总爱戏弄人。在招娣的考察期仅剩一个月时，她的公公不幸生病住院。由于家婆需要全心照顾，且术后必须注重休养，无法再从事重体力劳动，同时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料，家婆已无法兼顾，招娣夫妇必须要有一个人回家照顾家庭，这个人当然不可能是职位和工资都比她高的丈夫。因此，招娣不得不重新整理行囊，忍痛放弃了即将晋升为小组长的宝贵机会，返回老家，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
在大多数家庭中，女性通常需要更加细致地权衡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面临必须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做出选择的艰难抉择时，往往女性会是那个作出牺牲和妥协的一方。
招娣深感生活必须继续前行，有时悲伤尚未沉淀，生活的洪流便已将她推向前进，她只能坚定地咬紧牙关。
回到老家后，招娣将公公接回家中休养，并在乡镇的制衣厂谋得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按件计酬，上下班时间灵活，对招娣而言再合适不过。她既能照料家庭，接送孩子上下学，又能赚取一些收入以贴补家用。
关于辞去晋升机会，选择返回老家照顾家庭的决定，招娣并不感到遗憾。她认为这是许多人共有的经历，因此，表达不满似乎显得有些做作。不论现实状况如何，招娣依然决定用她那积极乐观的态度去迎接生活的挑战。
原文写于2024年，招娣今年30岁。
原文中的人名除“招娣”外，其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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