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文明遭遇政治暗礁：全球化时代的企业家抉择
李嘉诚旗下长江和记3月4日宣布，将以228亿美元（305亿新元），将把包括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在内的43个港口，出售给美国财团贝莱德。此次出售的43个港口在23个国家营运，长江和记联席董事总经理陆法兰强调，交易纯粹是商业考量，无关政治。中国舆论认为，李嘉诚向美国财团出售敏感的港口资产并非普通商业行为，贝莱德完全可能通过该交易配合美国政府针对中国贸易。
3月13日《大公报》发表题为《莫天真 勿糊涂》的评论文章，指长江和记与贝莱德这笔交易是美国运用国家力量，通过胁迫、施压等卑鄙手段，侵吞他国正当权益的霸权行径，是包装成“商业行为”的强权政治。3月15日，《大公报》再次发文，质问长江和记为何如此轻易将这么多重要港口转让给不怀好意的美国势力？表面宣称的商业行为暗中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
香港维多利亚港的货轮汽笛声从未停歇，这座以自由港立身的城市正见证着一场世纪博弈。长江和记系与贝莱德的港口交易风波，犹如投入深潭的巨石，激起了关于资本全球化与国家安全的深层思考。这场看似普通的商业交易，实则是全球化撕裂时代的典型切片，折射出跨国企业在百年变局中的生存困境。
一、资本无国界背后的政治暗流
新自由主义构建的"去政治化"商业神话正在崩塌。当贝莱德这样的资产管理巨鳄掌控全球47万亿美元资产，其投资决策早已超越单纯的经济理性。2018年阿尔斯通被肢解的前车之鉴犹在眼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化作经济战武器，将商业博弈异化为国家博弈。港口作为现代贸易的神经节点，其战略价值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战略的角力中愈发凸显。
跨国资本的"政治中立"假面已被现实击碎。从华为5G技术的全球围堵，到中资企业在美投资审查的层层加码，商业行为正被装入地缘政治的棋盒。长江和记系交易引发的争议，本质上是对这种新型经济殖民主义的本能警觉。
从商业角度看，长江和记此次交易涉及其全球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及配套物流网络，资产价值高达228亿美元，预计为长江和记带来超过190亿美元的现金收益。从企业盈利和资产优化的角度，这笔交易似乎是一次“精明”的商业决策，有助于长江和记实现资金回笼和业务调整。
然而，商业行为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尤其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此次交易绝非单纯的商业行为，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算计和国家利益考量。美国近年来不断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市场围剿等手段，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此次交易中，贝莱德作为美国财团的牵头者，完全可能配合美国对华打压政策。一旦美国掌控这些关键港口，其可能会提高中国货运停靠成本，挤压中国航运企业份额，甚至以这些港口为“据点”，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港口并购潮，进一步控制更多关键港口，实施“长臂管辖”，让中国船舶“无处可靠”。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这笔交易对中国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巴拿马运河是全球航运的咽喉要道，全球6%的海运贸易经此通行，中国商船货运量占比达21%，是中国与拉美、加勒比地区贸易的核心要道。若巴拿马运河的港口运营权落入美国手中，美国极有可能将其用于政治目的，推行自己的政治议程，这将使中国在此的航运贸易受制于美国，对中国的造船、航运、外贸乃至共建“一带一路”造成冲击。
二、企业家的双重镜像：商人还是战略家
李嘉诚的商业传奇始终游走在经济理性与政治智慧的平衡木上。上世纪80年代撤资内地时的精准预判，2020年重仓英国后的战略回撤，展现着典型的商人理性。但当企业规模达到"大而不能倒"的临界点，商业决策就必然牵动国家安全神经。日本东芝机床事件、法国阿尔斯通收购案证明，跨国企业从来都是国家博弈的重要棋子。
企业家精神需要新的时代注脚。张謇的实业救国、荣氏家族的产业报国，中国商业传统中始终流淌着家国情怀的血液。在数字经济时代，这种情怀应升华为对产业链安全、技术主权的守护。
当芯片制造成为大国命门、数据主权关乎国家安全，企业战略必须考虑更宏大的价值维度。在大是大非面前，企业家的选择至关重要。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伟大的企业家从来不是冷血投机的逐利者，而是热诚傲骨的爱国者。他们坚定勇敢地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大义，将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才能真正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历史价值。反之，如果企业家只顾眼前利益，忽视国家和民族利益，最终将被历史唾弃。
因此，长江和记此次交易引发了广泛质疑和批评，网友普遍认为这是“没有腰骨的跪低”，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漠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的行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任何商业决策都不能忽视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长江和记作为一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企业，在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其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和国家利益损失，慎重权衡，做出正确的选择。
三、破局之道：构建新型政商文明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只有将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希望长江和记能够认真反思此次交易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荣氏家族、霍氏家族都为国家、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邵逸夫先生、任正非先生等等数不尽的企业家均在民族大义方面成为了国人楷模。
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提供了有益参照。这家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投资公司，既保持市场化运作效率，又通过"金股"制度守住战略底线。其"商业归商业，安全归安全"的治理智慧，为政商关系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中国推行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正在探索市场活力与国家安全的动态平衡。
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企业家群体的选择将重塑全球化图景。商业决策不应是冰冷的数字游戏，而应成为连接经济理性与文明价值的桥梁。当货轮继续穿梭于全球港口时，我们期待看到中国企业家既能把握商业脉搏，又能守护战略底线，在世界的棋盘上走出兼济天下的大国商道。这不是对商业精神的背叛，而是对其更高层次的升华。
(数据来源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