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一批欧美收藏家亲自到中国的文物市场及文物大省收集中国文物,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弗利尔在中国期间,经常出没于上海的文物市场,在专家的指导下,收购了大量良渚玉器和据传出于洛阳金村的东周玉器。加拿大的怀履光( WilliamsCharles White)以传教士身份长期住在河南,替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集中国文物。当洛阳金村古墓被盗之后,他趁机以低价大量收购金村墓葬出土遗物,包括青铜器和玉器,其中包括几种形制和制作工艺都不同凡响的战国蜻蜓眼。怀履光后来著有《洛阳故城古墓考》,该书是20世纪30年代洛阳金村8座东周墓葬的原始记录,主要记述了金村大墓的平面分布、墓葬形制、结构以及随葬器物。这些器物的年代为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到周赧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67年),均出自洛阳金村东周天子的墓葬群。
洛阳金村的玻璃珠引起了西方人对古代中国玻璃工艺的关注,西方学者首先公布了他们对这些玻璃珠样品的分析结果,证实了古代中国本土的玻璃制造,最后多数人认同这些玻璃珠大多是由中国人自己生产而不是之前认为的都是舶来品,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战国蜻蜓眼”玻璃珠。但无论战国玻璃珠在当时被称作什么名称,至少证实了古代中国有自己独特配方的玻璃制造工艺“蜻蜓眼”是根据珠子上面一圈套一圈像蜻蜓复眼的眼圈纹命名的,称谓可能最先起于新中国成立前日本人在中国收集古代玻璃(图122、图123)。眼晴纹样最早起源于埃及,它是大地女神依希丝(Isis)的儿子霍路斯( Horus)的眼睛(图124)。这种纹样的珠子和坠饰在埃及流行了数千年,公元前8世纪左右,领航地中海海上贸易的腓尼基人将带有眼睛纹样的玻璃珠传遍整个地中海沿岸和小亚细亚,并贩往东方,罗马帝国时期制作的眼圈纹样的玻璃珠更是在中亚各国盛行。在古代埃及,珠子更多承担的是护身符的作用,每一种不同的珠子和坠饰代表不同的神,具有不同的法力。而远在东方的古代中国,珠子较少承担护身符的作用,更多是身份象征。当这种被后人称为蜻蜓眼的珠子样式在战国时期传入中原时,中国人采用了自己独特的方案来制作它们,不仅是原料和助燃剂等配方的不同,在工艺和装饰办法上也区别于西方。



战国蜻蜓眼玻璃珠出土比较集中的地方在长江流域上游支流、下游荆楚地区、中原腹地、川西北的战国墓葬、沿长江顺流而下的江汉平原,以及陕西、山西、山东等范围内的大诸侯国。由于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玻璃作坊遗址,很难确定中原国家的蜻蜓眼玻璃珠是自己生产的还是来自长江流域,出土资料显示这里出土工艺和装饰都是最上乘的玻璃珠,其中包括明显是西方舶来品的珠子。如果随侯珠就是蜻蜓眼玻璃珠的假设是正确的话,中原的蜻蜓眼很可能来自长江流域的荆楚地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原人在他们的文献中保留了对随侯珠的深刻印象。
除了烧造玻璃质的蜻蜓眼,中国人还创造了新的蜻蜓眼品种(图125、图126)。其中一种被称为陶胎蜻蜓眼的珠子和管子,其装饰图案是古代地中海和西亚所没有的。这种工艺可能与早期的费昂斯有关,很可能是采用费昂斯那样的“冷成型”工艺,将陶土(或者石英混合物)制成胎体,然后在胎体上使用色料绘制图案后烧造成成品。另一种比较独特的工艺是在陶胎(或者石英混合物)上镶嵌玻璃质的眼睛,这种镶嵌工艺的具体流程迄今还没有做过复原的实践,推测是先“冷成型”基本的陶质胎体,然后将已经烧制好的玻璃质眼圈镶嵌在陶胎上,再烧造成品。方形的蜻蜓眼珠子和蜻蜓眼管子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与上述圆形的蜻蜓眼一样,它们可以是陶胎的,也可以是玻璃质的,还可以是陶胎镶嵌玻璃的。这些珠子不仅工艺复杂,装饰图案也十分细腻。在方寸间的珠子管子上构成复杂抽象的图案,所使用的色彩从暗红类的暖色到海蓝一类的冷色,变化极其丰富。除了佩戴,这些珠子也用于其他器物上的镶嵌,比如玉剑首、青铜带钩、青铜镜等。


这些镶嵌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洛阳金村周天子墓出土的嵌玉环镶蜻蜓眼青铜镜和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国君墓的镏金嵌玉镶玻璃珠银带钩,这两件作品集中了当时多种最为复杂优美的工艺,无论是设计构思还是制作技艺都堪称古代手工艺品的经典作品。这些所谓蜻蜓眼的珠子和用这种珠子制作的镶嵌手工,大致只在战国时期流行过,它们的消失可能是因为制作工艺在战争中被毁,也可能是因为文化的变更。在战国末年特别是秦统一中国后,似乎连同玻璃工艺在内的些手工艺传统都突然中断,玻璃工艺的再兴起还有待时日,而蜻蜓眼的装饰工艺则从此在中原永久消失(图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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