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台 2025.4.23
从百花潭公园南门向北穿过，跨过南河上的沧浪桥，出百花潭北门，青羊正街马路对面的琴台路最南端，就是传说中的司马相如抚琴的古琴台。古琴台是天府文化中爱情文化的符号，也是成都作为“爱情之都”最原始的地标。
琴台路南端立有一块石碑“古琴台”，是诗人流沙河题写的。后面排列着历代诗人吟颂琴台路的“诗碑墙”，旁边一张五米长的石琴雕塑与之交相呼应，构成一幅音诗和谐的美雅画面。在成都历史上，相传有一座琴台，司马相如在琴台上抚琴吟唱，是当时成都一景。今天的琴台路就是专门为纪念西汉时期的传奇人物司马相如而命名的。
但是古琴台究竟在哪，后世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开始相传是在三洞桥北，有一座高约15米、直径约80米的大土丘，就是司马相如当年的抚琴台。但后来证明，那里其实是五代时前蜀皇帝王建的墓。据后来考证，司马相如的故居，在今天琴台路南端之东侧的西较场一带。于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这里建成了如今成都的文化地标——“琴台路”。塑起“相如抚琴”“文君听琴”的青铜雕像。专家考证，当年司马相如“家徒四壁”的家就在该范围内，古琴台位于这里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传奇爱情故事,流传千古,影响深远。这个故事来自司马相如的《自叙》。早在二千多年前,就被历史学家司马迁写进《史记》。
杜甫晚年在成都凭吊司马相如遗迹琴台的时候，心境已与年轻时截然不同。在此刻他的眼中，看到的不是大众印象中的凤求凰情挑卓文君、当垆卖酒，而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在老年阶段依然相濡以沫、平淡且坚贞的感情。
《琴台》
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
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皇意，寥寥不复闻。
杜甫将琴台升华为士人理想与现世困顿交织的隐喻空间。这种虚实交融的特质，恰如古琴音色中“泛音如天，散音如地，按音如人”的哲学思辨，构建起成都特有的诗意栖居图景。
岑参《司马相如琴台》诗云：“相如琴台古，人去台亦空。台上寒萧条，至今多悲风。荒台汉时月，色与旧时同。”
高适《同群公秋登琴台》云：“古迹使人感，琴台空寂寥。静然顾遗座，千载如昨朝。”
宋代，亦有宋祁《司马相如琴台》：“故台千古恨，犹对旧家山。”
田况《题琴台》：“游人不赏凌云赋，只说琴台是旧基。”
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司马相如研究会名誉会长谭继和这样评价当年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当年这样的自由恋爱，非常罕见。《史记》中有句话叫‘以琴挑之’，并不是用简单的语境来理解，他（司马相如）是用文心、文化之心、文圣之心去打动卓文君。放在当下，就是我们说的‘韵味’，这就是我们天府人民的特点，在琴中来体味、来感悟、来感受，对这种文化美的享受。所以一下就迷住了，是雅乐之音感动了卓文君。”
从那时开始，成都的爱情，是君子与淑女之爱，是才子与才女之爱。爱情也是多元化的，既有平凡的爱情，也有荡气回肠的爱情。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被人们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在中国古代，诗词歌赋是不分家的，古人吟诗作赋，一般都要配以音乐，这样才能够以特有的声情韵律感染听众。而古代音乐最主要的演奏乐器，就是古琴。一张好的古琴，不仅能奏出旋律奇妙的音符，更是千金难得的传世佳物。
相传在中国古代，有四大名琴，分别是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和蔡邕的焦尾。司马相如的绿绮长什么样呢？《琴学丛书·古琴考》中记录，“司马相如琴长三尺八寸六分半，一池。”三尺八寸六分半按照今天的换算，大约是1.28米；“池”是指古琴的上部，池即水，意为平整。
那么这部价值千金的绿绮琴，司马相如是怎么得到的呢？《古琴疏》中是这样描述的：“司马相如作《玉如意赋》，梁王悦之，赐以‘绿绮’之琴，琴铭曰：‘桐梓合精’。”意思是司马相如成为梁王刘武门客时，曾创作出了《玉如意赋》，刘武非常欣赏，于是就把珍藏的“绿绮”琴送给了司马相如，这张琴质地考究，以桐木、梓木结合的精华所制，司马相如得到绿绮后如获珍宝，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
古琴台之名所以能流传后世几千年，主要是人们对“知音”难求的仰慕与渴望。
唐初蜀郡相如县令陈子良曾撰《祭司马相如文》，有云：“弹琴而感文君，诵赋而惊汉主。”这两句话高度概括了司马相如一生最重要的两次际遇，即生逢两大“知音”：文君与武帝。
司马相如自幼好学，志向远大。当年为了求取功名，奔赴长安，在上马登程、与亲人依依惜别的时候，提笔在城北送客观的大门上写下了自己的誓言：“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意思是以后如果不乘坐四匹马拉的马车，就不回家。此即成都“驷马桥”的来历。
但事与愿违，在长安，景帝“不好辞赋”，满腹经纶的他无法施展才华，擅长辞赋的司马相如仅仅得到了一个武骑常侍的官职，类似于皇帝出行、狩猎时的随从护卫。
后来，得知梁孝王(汉景帝的亲弟弟刘武)门下有邹阳、枚乘、庄忌等一批文人雅士，司马相如便称病辞官，投奔梁孝王，在梁国旅居数年，倍受梁孝王推崇。期间著《子虚赋》，闻名于世。梁孝王对司马相如赞赏有加，将绿绮古琴赠送给司马相如。可好景不长，公元前145年，梁孝王就去世了，司马相如失去靠山，只得回到蜀郡。
司马相如这次是悄悄回到成都的，没有乘上高车驷马。
司马相如回到成都后，因“家贫，无以自业”，陷入困境中。在临邛（今成都邛崃）做县令的王吉与司马相如交好，有些落魄的司马相如受其邀请，在临邛都亭安顿下来。
当地首富卓王孙知其文采过人，邀至家中作客。席间，司马相如乘兴鼓琴，琴音似行云流水。卓王孙新寡之女卓文君早就钦佩司马相如的才学，于是来到宴会大厅的后堂，藏在帘子后偷看。司马相如用绿绮在席间弹奏所唱的，便是《凤求凰》。卓文君闻音识人，心生爱慕，不顾司马相如家境贫寒，与其私许终身。演绎了一场“凤求凰”的爱情故事。卓文君随司马相如私奔回到成都后，二人开设酒肆，维持生计。此间，文君当垆卖酒，相如迎客作赋，流为市井美谈。卓王孙为夫妇二人的坚贞所感动，补给文君一份嫁妆，两人的生活才算好了起来。
正当小两口开着酒馆，一个当垆，一个涤器，过着自己小日子的时候，朝廷的第二次召唤来了。
机缘巧合，景帝驾崩后，汉武帝刘彻即位，年轻的汉武帝非常喜欢诗词歌赋，当时司马相如的赋传到了宫中，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读到《子虚赋》，“飘飘有凌云之气”非常喜欢，立刻拍案叫绝，扼腕长叹“不得与此人同时”，以为是古人之作，叹息不能与作者同时代。当时侍奉刘彻的专门管理狗的太监杨得意是蜀人，他告诉汉武帝：“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这篇赋是他的同乡司马相如所写。于是汉武帝就征召司马相如到长安。在汉武帝的上召下，司马相如告别成都再入长安，“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这就是内容上与《子虚赋》相接的《上林赋》，武帝大悦，以司马相如为朗官。这相当于皇帝的文学秘书。
此后，司马相如声名大作，其辞赋风靡一时，布衣献赋为郎更成为大众津津乐道的佳话，蜀地的百姓常以司马相如教育子弟。
“琴为媒”的故事，使古琴台成为成都浪漫主义文化的精神地标，琴声中所蕴含的突破礼教束缚、追求自由爱情的勇气，至今仍在蜀地文人叙事中回响。成都古琴台，深深镌刻在蜀地历史与音乐艺术的长河中。琴台故径作为一座承载千年文人雅韵与知音文化的象征性街道建筑，它不仅见证了古琴艺术的传承，更与成都的诗歌、文人精神紧密相连，成为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明清以降，古琴台逐渐成为蜀中文人雅集的核心场域。杨慎、李调元等川籍学者常于此抚琴论道，其活动轨迹在《升庵文集》《雨村诗话》中多有记载。晚清尊经书院更将琴学纳入士人修养体系，形成“蜀派古琴”独特的激浪奔雷演奏风格。今日的成都古琴台虽是重建，仍延续着活态传承：蜀派古琴非遗传承人曾成伟等人定期在此举办琴课雅集，太古里“竹林琴音”现代艺术展以光影技术重构琴台意境，而每年“成都国际古琴艺术节”更吸引全球琴家共奏“丝弦上的天府”。这种古今对话的传承模式，使千年琴韵持续滋养着城市文化生态。
成都古琴台的文化叙事更具世俗生命力。琴台路青铜地面镌刻的《凤求凰》琴谱浮雕，锦里戏台上演的新编川剧《文君夜奔》，乃至宽窄巷子茶馆中即兴的琴歌吟唱，都展现出琴台文化从文人精英层面向市井生活的渗透。这种雅俗共生的特质，恰与成都“慢生活”哲学中艺术性与烟火气的交融一脉相承。
成都古琴台的文化印痕，早已突破物理空间的局限，化作流动的文化基因：它是司马相如琴弦上震颤的爱情密码，是杜甫笔下苍茫的时空意象，是蜀派古琴的雷音绝响，更是当代成都人用咖啡与琴韵对话的文化自信。这座没有围墙的“精神琴台”，始终在城市的血脉中鸣奏着传统与现代共鸣的永恒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