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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钟山》的1期头条发表了《虚拟》，作家毕飞宇讲述了一个桃李满天下的老校长临终托付孙子，对祭奠花圈期待的故事。这是一个老教师看似温情却是悲情的故事，小说的表现手法也有反讽的意味。

悲之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校长教育职业的成功，一路从普通老师晋升为校长。但临终却对祭奠花圈的多少非常在意。这也足以说明，学校的教育在很多时候都流于形式主义。一切以考分论成败，以考分论业绩。这对于师生的真实教学无疑是一个可悲之处。

悲之二，老校长桃李满天下，教学成功被媒体报道，万丈光芒，儿子的考试失利却是他家庭教育的败笔。父子疏离，儿子的怨愤是他一生之痛。这无疑是家庭之悲。父亲对职业的功利之心、儿子的平凡也是对学校教学与家庭教育的讽刺。

致命的至寒天气

至痛的父子关系

至真的临终期冀

老校长对182个花圈的希冀，自然不包括父亲的，因为由来已久失望对立的父子关系，儿子没有做，也肯定不会做。亲子关系的失败更是对学校教育的警示。数字只是个虚拟，桃李满天下本来就是真实的。对于搞形式主义那一套，要182个花圈还不是易如反掌。

毕飞宇对死亡时间的描写非常独到，描写了一个工于心计的师者的精明与算计。这里头似乎有一笔巨大的买卖:死在大年初二他就赚，死在大年三十他就亏。也是的，落实到统计上，这里头确实有区别，一个是终年“84岁”，一个则是享年“85岁”。

对于一个垂老临终之人的瘦削虚弱并没有写骨瘦如柴，毕飞宇的描写是这样的：他老人家是一张非常特殊的纸，能不能从水里头提上来都是一个问题。纸片人的形象颤颤巍巍地浮现出来，笔力太精到了，令人叹服！

以《虚拟》为标题，让我陷入思考。

其一，花圈的数量182个其实是一个虚拟的数字。正如小说里的孙子“我”的看法，祭奠花圈有没有182个已经不重要了。无论有没有这么多，都不影响爷爷的一生桃李满天下。他几十年如一日对教育事业的奉献远远高于182个花圈说明或代表的。

其二，相比于爷爷的光辉教育事业，父亲的职业几乎是虚拟的。父亲活在爷爷耀眼的光环下，已经失去了自己，无论从事任何职业，都不能摆脱爷爷对他教育失败的事实。但是，这也就意味着父亲的工作即使虚拟不如意，也不能影响父亲执着平凡的一生；尤其是在他退休以后，爷爷和父亲的人生归根结底毫无贵贱之分，也就无所谓差别了。

其三，面对一切欲望或伤害，如果能虚拟地看轻看淡，反而能超然化解；如果一直执着计较或耿耿于怀，反而束缚了自己的人生。爷爷对182个花圈的执念，费尽毕生的心思，以花圈数量为自己盖棺定论，不能不说是俗套功利的。

而在父亲这边，爷爷的“春蚕”精神对他而言就是个笑话和虚无，他在尝尽爷爷带给他的讽刺与痛苦之后，甘于平凡。毕竟这个世界充斥着浮华虚妄，稍有不慎就会被卷进这些看不见的漩涡，将宝贵的人间真情消耗殆尽。

毕飞宇曾说：“想象力的背后是才华，理解力的背后是情怀。人到中年之后，情怀比才华重要得多。”

凡尘俗世，伟大的教师也难免流于形式，不完全有平凡而超脱的思想和境界。花圈的数量就是一个业绩的标志，也是他对自己一生奉献的证明。我们读出了文中主人公的教育才华之外，反而是教育失败的儿子却拥有平凡人的情怀，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是人性的闪光点。

小说中“花圈”的意象在爷爷眼里是个人荣誉的象征，是社会层面赋予他的光环。但在父亲眼里就是虚浮的表面文章，形式主义。

而小说里其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主角，它的群像化表达反而让内容延伸得更为广大。爷爷代表的一类人，在乎表面成绩，在工作上刻苦敬业，但对家庭责任却是缺失的。一个成功的教育工作者，却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是对教育的讽刺。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自己的儿子都没有教育好，又安能教育好别人的孩子？所以他死后希冀的182个花圈就是空想，也不可能实现。他认可的高智商的学生根本不记得他的教诲之恩，他虽桃李满天下，祭奠的花圈寥寥无几，感恩的学生又有几人？这种“由部分丰富整体”的创作手法可谓窥一斑而见全豹。

父亲代表的是甘于平凡的一类人。没有浮华虚伪的光环，只是一个默默的耕耘者，顶着舆论的压力、世人的攀比，过自己踏实的人生。面对功利的父亲，他叛逆却务实，脚踏实地，活得人间清醒。

之前我们读过毕飞宇的《祖宗》，他的另一部短篇《蛐蛐，蛐蛐》也是聚焦在死亡话题上的。同样的主题，作者却从不同角度着手，揭露不同的社会现象和问题，这里稍作横向对比一下。

《虚拟》在天气的寒冷中展开，在将死、临终和死亡的过程里以倒叙插叙的手法叙述爷爷的一生。通过写爷爷对花圈的渴望，展现出形式主义教育的虚伪；通过写僵冷的父子关系，展现出教育流于形式，在学校与家庭之间的脱节。以考试论成败、以社会地位论英雄给亲子关系带来一生的创伤。教育的意义是什么？

《祖宗》叙述百岁老人多寿则辱，被世俗封建的孙辈意外夺去生命。通过老寿星的不寿而亡，更体现了亲子关系在愚昧和偏见里被扭曲，亲情的绝杀与恐怖。本来以为可以遮风挡雨的亲情，却是惊涛骇浪的风暴之眼。亲情变利刃，无疑是可悲的。

两篇故事对死亡的叙述，证明了观念在改变，封建愚昧转向精神追求是一种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