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斯琴巴图

  “我是农民的儿子”伟人的这句话，一直鼓舞和感动着很多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很多高层把红军叫“泥腿子”，这应该不是什么昵称。

        很多时候，农民们都忙着准备能填满全人类肚子的粮食，根本不在乎饱餐后的人们，嘴里在说些什么。

　　翻开历史不难看到“泥腿子”，往往具有强烈的改天换地的冲动，而他们也往往能成事。宋江是个会写字会作诗的文化人，他选择协商甚至妥协的方式，来处理梁山问题，使他在社会重大变革进程中，处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最后是自己喝了自酿的毒酒，也搭上了众兄弟的性命。

        1814年，广东花县出来个洪秀全，他在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于是他提出“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主张，投笔从戎起事，但小有成就后，却弄乱自家阵营，最后病卒于天京。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也不显赫，他们忍饥挨饿的时候甚至不如农民，由此看来，有些“泥腿子”也能做些大事。

　　事实上，历史上几乎所有欺压农民的君主，多半是昏庸的暴君，他们多半很快就被农民踩在脚下。“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们的祖辈们喊着“抵制日货”冲上了街头，之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带领着农民、工人和一些卓越的知识分子，赶走日寇，推翻“三座大山”，那些欺压农民和咒骂农民是“泥腿子”的人们，有的被赶走，有的被打倒，于是有了新时代的农民。

　　目前，人类建立的绝大多数国家，已进化到社会分工高度细密化、社会职能高度专业化的地步，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各某其事已是基本要求和常识。记得读书的时候，老师指着周总理和淘粪工人，亲切握手的照片对我们说：“劳动没有高低贵贱，只有分工不同！”

        老师一边这样说着，一边近乎疯狂的留着作业，回乡务农简直是人生最大失败的思想，深藏在千千万万个学子的心中，“学而优则仕”的规则，已沿袭了很久很久，农民最辛苦得到最少的现实，也延续了很多年。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农民已经不需要交纳“皇粮国税”，农村孩子读中小学，也已经免费，很多农民走出土地，每年在火车上，往返奔波的新一代中国农民，比一些小国家的人口都要多很多倍，这些农民工，在创造着很多城市的辉煌，可许多祖先在农村的城市人，却在嘲讽蔑视着他们，这绝不仅仅是农民的悲哀。

　　有些发达国家，农民的数量是公民人数的2 ％或1 ％，他们的收入是一些工薪阶层，无法比拟的，这些农民被人尊敬的称呼为“农场主”或“庄园主”，如果中国农村大邱庄遍地都有，那么中国农民的地位，也将大幅提高。

      在农民群体庞大，生产方式落后的现状，没有彻底改变前，农村姑娘一定会，千方百计嫁到城里去，城市姑娘则仍会一心找个富裕的老外，这一现象是否可以表明，国人是穷怕了，为改变命运而变的聪慧？

        我们若一直熟视无睹，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儿孙会不会喊着“抵制一切外国男人”，冲上街头抗议呐喊？由此看来，我们轻视农民的地位，我们的儿孙损失的将不仅是自尊，可能还会涉及到华夏民族的生命延续。

　　当前，国家越来越重视“三农问题”，很多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很多很多农民将陆续安住在，高楼林立的水泥钢筋的丛林里，农民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因为他们一直在默默耕耘着，因为他们生养和孕育了无数杰出的领袖，因为他们一直支撑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本文写于2009年3月，当时借调到科学发展观综合组，每天走党校的西门，上五楼，转眼间过去好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