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上有一百九十三个国家，欧洲有四十五个。

没有人能靠直觉准确地分辨不同国家的欧洲人。瑞典，丹麦或者芬兰人在外表上没有任何不同，说意大利语的也有可能是瑞士人，艾马殊也许是匈牙利姓氏，而它听起来却有一点德国。

和平年代的人可以同时拥有许多名字，也可以选择没有。莎士比亚说：“我们叫做玫瑰的这一种花，要是换了别的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然而一旦战争爆发，一个人的姓名开始变得至关重要。名字显示了他的家族，国籍，地位和信仰。政府用名字用来记录每一个人的出生和死亡。国家的名字一再被提起，同一块土地因不同的名字而筑起了高墙。1939年9月，德国闪袭波兰。从那一天开始，“你叫什么？”变成了一个关乎存亡的问题。

他和凯瑟琳相遇在平静无垠的撒哈拉，学者和冒险家们热情地欢迎她加入“国际沙漠俱乐部”。这是一片没有边界国土，未知而自由。他叫艾马殊伯爵，是个冷淡的历史学家。而她却有另一个名字，基夫顿夫人。

他抱怨女人不应该待在沙漠里，她埋怨他不爱说话。他在开罗的集市上悄悄跟在她身后，她把自己的画小心翼翼地夹进他的书里，他们在舞会上矜持地跳舞。

爱情就像沙漠中的植物，旺盛地生长在一切绝望的土地上。夜晚他用小刀割下自己的心，到了清晨，爱情的甘露却重新满溢，将两人淹没。

他们在风暴中抚摸对方的头发，在南半球热烈的圣诞节做爱。他像野兽一样撕开她的衣服，又像个孩子般拙劣地缝补。她给他他洗头，轻柔地用手指抹去他耳朵里的沙粒。那一刻她最快乐，也最不快乐。

她背叛了她的婚姻，他背叛了他的祖国。

与此同时，战争背叛了人类，生活背叛了理想，谎言背叛了真理，冷漠背叛了信仰。

艾马殊说他平生最恨两件事：占有，和被人占有。

“当你从这儿离开，请把我忘记。”他说。

因为凯瑟琳从未属于过他。她的姓氏像一个标签，时刻提醒着两个情人，他们的爱是不道德的产物。而欲望是如此灼人。他不顾一切地想要与她见面。他的舌尖滑过她的每一寸皮肤，口中留下她醉人的芳香。他把她锁骨中间的凹陷命名为艾马殊海峡。她在结婚纪念日与他约会，而她的丈夫就在不远处注视着他们。

爱情的杀伤力远比战争还要大。

就像凯瑟琳写给艾马殊的最后一段话：我们死了。我们死在爱情里。舌尖含着彼此的味道。我曾经深深进入你的身体，像鱼在温暖的河水里游动。我们隐藏的恐惧，如同这幽暗的山洞。我想把这一切刻在我的身体上。我们才是真正的国度，没有地图上那些以权贵们命名的边界。我知道你会来带我离开这里，到风的圣堂。那是我一直向往的：在一个没有地图的地方与你和朋友们散步。灯灭了，我在黑暗中写下这段话。

艾马殊最终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和国籍，甚至也忘记了凯瑟琳的名字。提到她时，他只是喃喃地说：“我的妻子。”荣誉与耻辱，道德与绝望，在这一瞬间归于尘土。所有的标签不再重要，“我爱你”成为唯一值得遵守的诺言。

有些人背叛了一切，却无法背叛自己终生的爱情。